“逃跑者”胡安焉

“现在的社会分工要求任何人在任一岗位都能有同样的效率。不管是在富士康拧螺丝，在快递公司送快递，还是在麦当劳里做汉堡，如果有一天我不干了，任何人来了也能干，我只不过是一个随时可被替换的零件，而不是独特的自己。”

在见到《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的作者胡安焉之前，我专门看了几场脱口秀，准备了一些暖场的段子和破冰的技巧。毕竟，我要见到的，是一个连独自乘坐出租车，都会因为跟司机的人际交往压力过大而头皮发麻，想要尽快逃离现场的人。更何况我跟他的见面场景，跟乘坐出租车如此相似——两个陌生人，一个封闭的空间。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见面的那天，成都连日阴雨终于放晴，我对他的一切想象也随之蒸发，44岁的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了20年里的19次“逃跑”：从做酒店服务员到跑去摆摊，在加油站加油，卖女装，卖自行车，送快递……只不过这一次，他不想逃了，想把他的故事安安静静讲完。

永远是个学生

上学时的胡安焉并不喜欢读书，对大多数课程一点兴趣都没有。哪怕现在是一个作家，出版了一部备受关注的作品，他当年的语文成绩也不好，反而是数学好一点。“那时候爸妈在学习上管得也不多，他们只希望我乖乖听话就可以了，从没要求我要出人头地，甚至觉得出人头地是有风险的，‘枪打出头鸟’，还是踏踏实实做人更重要。”被“散养”的他从没上过培训班，也没做过课外习题，更没被辅导过作业。在学校的时候总觉得很压抑，也没有什么动力，但当时学校里的学生大都像他一样不爱学习，“所以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初中毕业后就不想念了，就读了个中专。”

胡安焉也没有同辈压力，从来没有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较过。作为一个外来家庭，在广州没有亲戚，加上父母性格孤僻，每年春节的时候，连一个串门的对象都很难找到。“往往都是快到元宵节了，我们才匆匆去拜访一两家我妈的同事，这时他们家的糖果盒里剩下的，已经是些不怎么好吃的糖果了。”由于缺少外部交流，加上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父母的眼界便决定了胡安焉年少时的认知水平。“我父母一辈子待在事业单位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除了教我要与人为善，便什么都没有了。”

终于熬到了快中专毕业，怀着对社会的好奇和想象，胡安焉和同学们被学校安排到了酒店实习。原以为人生即将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可没想到迎来的却是当头一棒——成了被排挤的异类。

那时候同学们都不愿意干活，毕竟只是实习而已，又不是要留下，干多干少又有什么区别呢？但胡安焉不一样，他觉得，既然是自己干的活，就得又快又好地完成，才对得起自己。而且他“非常渴望好名声，极其在意外人对自己的评价”。只不过，努力工作换来的只是领导的好评而已，同学们对他却是颇有微词。有一次，大家在宴会厅撤场，搬椅子的时候，他只是想快点把活干完，就一次多码了几张椅子，身边的同学就围拢过来调侃了：“活是干不完的，你搬得越快，他们就会找越多活给你干，反正在下班前，他们不会让你闲着的。”说白了，他们是在恼恨胡安焉成为了一个“搅局者”——如果一个人太卖力，提升了劳动效率，领班就会以同样的标准要求所有人。

本想得到他人的认可，结果却惹人嫌恶。他吃惊于为什么同学们一踏入社会，就立马变成了一个社会人，而自己却永远是个学生。“就像洋葱无论撕去多少层皮，也仍然是一颗洋葱，永远不会像柑橘一样掰出鲜甜多汁的果瓤来。”

下一个会好吗？

当时的胡安焉并没有因此感到困扰，可这次经历似乎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之后类似的体验层层叠叠地积累在一起，让他越来越觉得跟人打交道是件困难和讨厌的事情。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人际因素在他的价值排序里，会大于薪酬与前途。

胡安焉曾在上海一家自行车店工作，因为不愿意卷入老板和同事之间的人际斗争——事实上他一直保持中立，他甚至选择辞职，哪怕老板已经承诺要给他加薪，并升他为见习店长。“我反感被卷入一切人事纠纷，这令我过得不愉快，损害我的生活质量，真的是度日如年。哪怕每月给我一万块钱的工资，也弥补不了这种精神伤害。哪怕这两方都把我当成自己人，都挺喜欢我。”

在服装店做营业员的时候也是，当时店长决定为五个员工购买社保，胡安焉幸运地被选上了——这种别人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却拒绝了。“因为我敏感地察觉到有些同事对此心怀不满，想到日后还要和他们共事，我不想为此增添烦恼，甚至生出纠纷。”他甚至还跟店长说，“这样做会不利于店内的团结。”

作为一个社会人，或者说想在社会中占领一席之地，总是要用更有技巧的方式去取得他人的信任与喜欢，可这显然超出了胡安焉的能力范围。但他面对这一难题的方式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逃避。

他不停地换工作，跳槽的原因都很相似——受不了人际关系的压力。就像是一个不断被充气的气球，每当负面感受积累到临爆点，他就“逃跑”，期待着下一份工作就会好了，这些困境就自动消失了，“人们就不会苛待我了，就会遇上尊重我，平等对待我的人了”。可结果让人沮丧，每份工作的境遇都差不多。

当胡安焉在不同的零工间辗转流离，接二连三地遭遇不顺心的事情，或者陷在糟糕的生活里无法挣脱时，他发现自己的感受力反而变得更敏锐了。大概在2009年，他准备转手在广西的女装店生意，空闲时间比较多，便买了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卡佛、塞林格的小说，“书店的陈列架推荐什么就买什么”。读这些书，给了他很多触动。“我不习惯也不喜欢对人倾吐，也极少告诉别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尤其是那些负面的。或许因为这个缘故，我体内的负面感受很难挥发掉，这反而使我在阅读时更容易被感动。”

在社会上不断碰壁，不断反思，胡安焉想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境地。他发现，所有对自身原因的反思往往会追溯到同一个源头——原生家庭的影响。随着读书越多，他找到的理论解释——救赎自己的武器也越多。比如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日本“耻感文化”的分析，就让他很有共鸣：比如父母习惯在外人面前贬低自己的孩子，孩子在家里没有隐私的空间，父母对孩子的爱非常内敛、克制以至近乎冷漠，孩子和外人发生冲突时，父母不分青红皂白训斥自己孩子，偏袒外人等等。“我小时候就一直没有独立的房间，到了二十多岁还跟姐姐睡上下铺，跟爸妈的双人床紧挨在一个屋里，外公外婆则睡另外一个很小的房间，所有的言行都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没有私人空间。跟小朋友吵架了，父母永远是骂我。”他想逃开，但是幼年的他没有能力做到，这些教育方式让胡安焉变得缺乏安全感、胆小且不自信，服从性强，隐忍压抑，认同集体价值而贬低个人价值。

读书让胡安焉理解了很多东西。“只有先理解，才能慢慢消化掉，不让它们在心里绊住自己。”读的书越多，胡安焉对现实越疏离，也开始跃跃欲试写点什么。他试着写了一批取材自真实经历的小说，人物和情节几乎都有原型，贴到一个文学论坛上和其他写作者交流，因为他的一些观点独到，还成为了一个版块的版主。在那里，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精神家园。

“我的生活中，无论是工作、生意还是感情方面，都充满了挫折和痛苦。我在一套我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求肯定，然后不断地失望和失败。我应该做我喜欢和擅长的事，比如说写作。”他很清楚自己的写作，从最初就怀有一种逃避的动机，“写作既可以使我投入其中，同时远离我厌恶的现实。比如，我可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去上班也不交际，因为我还要写作。”

不久后，有些作品发表在文学期刊上了，但得到的稿费非常低。“我记得有篇八千字的小说，收到的稿费不到300元。这是我拿过的最低标准的稿费，至今仍印象深刻。”以写作为生的念头只好被打消了，此后，写作只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或是随手的记录，他还是在不同的工作场域之间流转。

面包与自由

2018年，胡安焉来到北京，在S公司送快递，这是他做的第十八份工作。在外人看来，他去的是一家“快递界的海底捞”公司，对从事该行业的人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可工作后，他却因为每天要听主管训话而陷入深深的焦虑。

每天早上卸好货后，快递员们都急着装车去送货，可主管却让大家在他面前一字排开，表情威严，语气严肃，在安静的空气中，他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凌厉：“公司缺了谁都行，你离开公司寸步难行！不是你有多了不起，是公司平台给你机会！别以为没你不行，换谁来干都一样！”这些内容每天都要重复一遍。

“训话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公司非常成功，功劳归于公司，我们只是零部件，随时可以被替换掉。”胡安焉明白。所以每次训话，他都是眼睛低垂，看着地面，双手交叉背在身后，看上去很温顺的样子，虽然他的身体无法移动，但是思绪在逃走：“这有什么意义呢？听训话又没报酬可拿。我们小时工是计件提成的，没有任何补贴和福利。毕竟，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喜欢送快递吧，反正我和我认识的快递员都不是那种人，我们只有在发工资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付出的劳动值得。”他只想把这些时间用于送更多的快递，挣更多的钱。

他算了一笔经济账：每月的平均工资是7000块左右，按照每个月工作26天算，日薪就是270块。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早上到站点后卸货、分拣和装车花去一个小时，去往各小区的路上花去一个小时，剩下用来派件的九个小时里，每个小时就得产出30元，平均每分钟产出0.5元——他的每分钟值0.5元，所以小便的成本是1元，哪怕公厕是免费的，但花费了两分钟时间。吃一顿午饭要花二十分钟——其中十分钟用于等餐——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盖浇饭卖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对他来说太奢侈了。“所以我经常不吃午饭，为了减少上厕所，我早上也几乎不喝水。”

不光是开早会，每周还要开两到三次晚会，时间要比早会长得多。每天收工都过了九点半了，再等晚会开完，已经是十一点之后了。

再加上被分到了不好送的站点等原因，胡安焉在S公司干了一年后，便跳槽去了另一家快递公司，可干了没多久，公司便面临遣散的境地。那时候，北漂们都在忙忙碌碌寻觅新的工作，胡安焉却有了时间打量他们，揣摩他们的生活。他常常坐在一家美食广场的员工就餐区，这里堆了一些多余的椅子，顾客不会走进去，没有灯光，跟另一边灯火通明的经营区相比，就像剧院里的后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他总是想：“北漂的日子是暂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那么他们生活的另外部分是什么？是什么在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们，令他们甘愿为之付出？”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假如说，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是我们对个人意愿的让渡，那么与此相对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无论其内容为何，暂且先称之为自由吧。”

胡安焉想到了自己：“在工作中，我很难找到我想要的自由。现在的社会分工要求任何人在任一岗位都能有同样的效率。不管是在富士康拧螺丝，在快递公司送快递，还是在麦当劳里做汉堡，如果有一天我不干了，任何人来了也能干，我只不过是一个随时可被替换的零件，而不是独特的自己。”

那个独特的自己在哪里？对胡安焉来说，是在写作里：“写作是可以让我区别于另一个人的创造性行为，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自己独特的本质，去丰富和深化它。”当这一念头越发清晰和强烈时，上天也给他开了一扇窗。

无心插柳柳成荫

公司遣散后不久，疫情来了，胡安焉一时间没事干，便写起东西来，写作方向仍然是小说，但为了恢复一下笔触，他写了一些随笔发在网上。其中一篇记录了自己的第十七份工作——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经历。文章在豆瓣上发出来后，意外地火了。

目前，这篇文章已有三十几万的阅读量，获得了一万多个赞，被4000多个用户收藏，“真实、优美、准确的文字”等评论在文章下面刷屏。“当时真的是没想到，一开始很懵，但还是高兴的，很大的惊喜，哪怕后来出书了都没有这么震惊。”那时候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评论，一条条地看，大都是鼓励安慰他的。只要手机打开了，就会一直有消息提醒，响个不停。“滑动页面的时候，手都会微微发抖，这种亢奋的状态持续了一周多。”

哪怕这篇文章火了，他也没想到自己就可以当全职作家了，或是就此写一本非虚构的书。“我的写作方向一直是小说，从来没想过要写自己的经历，而且一直认为，写自己的经历不算是创作。”

这篇豆瓣“爆款文”吸引来了很多出版社，他们想让胡安焉扩写成一本书，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答应了，可写到八万字的时候就写不动了。浦睿文化的责编普照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但当时我脑子里并没有书的概念，就是觉得图片太多了，更像是一个记录。等到他把在上海打工的经历也写出来后，我才觉得，是一个有质感的写作，可以出一本书了。”

这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胡安焉在多个编辑中最终选择了普照，是因为“普照是我接触过的编辑里，对我投入最多精力、最有想法和准备，也最想做成这本书的。”

“那时候就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网购时代，在快递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如此紧密的时代，市面上还没有一本写快递员亲身经历的书，甚至连写这个行业的纪实作品都没有。”普照敏锐地嗅到了这本书的价值，“而且他写的东西，没有那么多的抒情或是自恋，简练的描写就烘托出了真实动人的场景，能让人充分地跟他共情，反思自己的生活，是让每一位打工人都能有共鸣的纪实作品。”

《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普照也没有太担心销量，哪怕销量已经十分可观——出版一个月便已印刷三万本，经销商订购了两万多本。“对我来说，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远比销量那个数字带给我的成就感大。”现在普照的乐趣便是每天看豆瓣上网友对这本书的评价，“7000多条短评我都看完了，每天就跟看八卦似的，看着自己做出来的书被关注、讨论、热议，成就感蛮大的。”

逃避不可耻且有用

写书的过程也伴随着阅读和思考，如今的胡安焉，已经不再简单和对立地看待工作和写作的关系。“工作是我参与社会的主要途径，我需要从广泛和深入的社会阅历中去汲取写作养分，阅读并不能代替贴身的生活经验。”

他就是在19次的逃跑，19次的试错中，“逃避”出了丰厚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历，和对社会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观察和体验。而且这些看似再普通不过的经历，以专注的程度去观照时，它们散发出了从未预料到的光——假如一个人没有某些经历，他就很可能不会去思考相应的问题；假如不是置身其中，他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视角。胡安焉反而比较谦虚：“其实就是因为我一直很不顺，就总会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会不停地反思。但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很顺利，就不会想这些了，只考虑怎么把自己的顺利和成功复制下去就可以了。”

有厚重的人生做底气，他对自己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了，比如对于所谓“内向”的性格，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本质上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在于他拥有的工作、财富、他人羡慕的眼光……一个人的所有物并不能反映他的价值，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内心。所以我们一生都应该去追求内心价值的实现，去深入自己，丰富自己。”

如果走近他，也会发现，所谓“内向”“不擅交际”不过是些单一的标签而已，回到熟悉、安全、日常的生活中，他是从容与自如的。比如，虽然他独自乘坐出租车的次数屈指可数，可如果是和家人、同事或朋友一起乘坐，绝对不会紧张到头皮发麻。对于我这样一个陌生人，他会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礼貌，不多也不少，会客气地跟我打招呼，倒水，笑着说再见。跟同是作家的妻子一起坐着接受采访时，说到一些甜蜜的时刻，他们会像小孩子一样，互相踢对方的脚，还要拉锯一阵，直到一方把另一方的脚“逼退”。当他独自面对我的提问时，则是滔滔不绝的，只有“花狸子”才能打断他——小猫睡醒后来到他的身边，胡安焉会嘴角上扬，一只眼睛狡黠地朝它眨一下，低下头不停地爱抚，直到它离开。

“还会有下一次逃跑吗？”

“我不知道，可能会有吧，成都对我来说还是太大了。”

不过，在下一次逃跑发生之前，胡安焉终于可以好好地享受当下了。他在市区用可以承受的价格租了一套两居室，房东留了两个书桌，正好解决了两个作家的写作需求，他把靠窗的“景观位”留给了妻子。小区周边生活设施便利，走几步就有便宜的菜场，步行十分钟就到了区图书馆，在生活的喧嚣到来之前，他每天都去那里看书写小说，“我还是会继续写我的小说的，纪实类的写作会放一放了”。只不过，他最近一直忙于新书的宣传，接受各种采访，很久没去了。不过这不重要，现在的他很爱笑，跟前几年脸上挂着阴郁不同，整个人都很明亮。就像成都的阳光一样，能够穿透云层，是一年中难得的时刻，要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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