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已“出走”近两个月了，仍未归“家”。
这十几头亚洲象自4月16日从西双版纳出走，一路向北，翻越崇山峻岭，经过沿途无数村庄，走进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以及热搜榜。然而这一路北上的行程也给公众留下了一连串问号：大象为何出走?大象的行进会对沿途村庄和居民带来怎样的威胁和风险?我们该如何处理这种与大象的近距离接触?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孙全辉博士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象北移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象群自然扩散、现有栖息地面积不足、栖息地质量下降、栖息地之间缺乏联通等。栖息地是野生动物生存的根本，栖息地保护也是野生动物保护最有效的手段。”
在大象迁移过程中，人象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有发生，民间公益组织以自己的方式在普及自然知识、建立村级预警系统等方面不断探索尝试，但人象冲突问题始终存在。“本质上是野生动物与当地居民在土地、资源、空间利用等方面产生了矛盾。”孙全辉认为。
象群的迁移以环境和食物来决定
大象的此次北上引发了公众的狂热关注，因其活动至较远、较北的区域而成为一个独特的案例。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云南亚洲象项目主管曹大藩认为：“这并不能代表所有象群都出现了北上的需求，这群象的‘北上’在整个游走之初，按之前的经验来说是一个相对正常的情况，但至于为什么会往北而非往回走，原因仍需更多调研。”
目前，对于亚洲象的北上迁移已经出现了“迷路说”“地磁暴说”“本能迁移说”等众多猜测，也有观点认为大象的北迁并非环境破坏导致，毕竟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国家持续加大对于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措施和行动，据2019年12月官方公布数据显示，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数量已达到293头。
但据曹大藩解释，象群的迁移终是取决于环境和食物的。在迁移中，象群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如果它们找到一个觉得适合的地点，就会在这个区域相对较长时间停留，停留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甚至定居。中间也会根据生活所需，在不同的时间返回原生地或继续扩散。
因此，即使现今对于大象北移原因的推测众说纷纭，大象生存的环境和食物条件始终是绕不开的影响因素。
据了解，野生亚洲象对于栖息地的选择，一般情况以地势相对平缓，有较为充足的食物、水源和隐蔽场所为前提条件，同时需要有天然的“硝塘”提供盐分补充。此外，如果区域里面还有水塘、泥塘的话，也会成为象群喜好的选择。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亚洲象，对于热带雨林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保护亚洲象不仅仅是保护一个物种，更是直接保护了亚洲象生活的这片雨林和生活在其中的各类生物。
缓解人象冲突需兼顾经济与动物需求
在亚洲象北上的迁移之旅中，除了引发公众对于象群“出走”原因的各种猜测，更重要的是，这次象群的迁移进入了人类居住的“领地”，“闯入”了人们的生活。于是，人们在得以近距离观察甚至将其一举一动“拟人化”的同时，也重新思考着人类与象群等动物相处的“边界”何在。
大象迁移的一路上，不论走到哪个村庄或乡镇，当地政府都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采取了利用无人机不间断监测、全面开展布防、组织群众撤离等众多措施。尽管网友们不断给象群贴上“萌”、“躺平”等众多标签，但归根结底亚洲象仍属于猛兽，人象冲突时有发生。就在去年7月一群亚洲象进入到云南省普洱市南屏镇大开河村时，还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事故，这次的象群迁移也造成了严重的农作物经济损失。
其实，在亚洲和非洲有野生大象分布的地区，往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人象冲突问题。“人象冲突跟其他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类似，都是野生动物与当地居民在土地、资源、空间利用等方面产生了矛盾。”孙全辉向《华夏时报》记者解释道。
至于人象冲突发生的原因，孙全辉认为，近年来，随着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野生亚洲象的自然种群缓慢恢复，栖息地的面积并没有增加，有些地方由于发展经济作物和开展工程建设等，致使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甚至有所减少。这些都是最近亚洲象频繁走出保护区，引发人象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缓解人象冲突，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研究所教授张立在近日的采访中表示：“了解亚洲象的基本生活习性和活动习惯，有利于社区群众在遇到野生亚洲象时及时避险，避免人身伤亡。”
很多公益组织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和努力：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云南省普洱市通过在当地学校开设自然教育课程，为当地政府官员和西双版纳各景区工作人员提供了培训课程，从而向更多人普及大象保护知识。第一本动物主题校本教材《识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除了教育理念上的不断科普，在亚洲象步步迈入城市、村庄等人员密集区域时，应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值得多方思考。张立认为政府部门的检测必不可少：“政府部门尤其是林业主管部门要做好监测，第一时间进行预报预警通告。比如监测它们的移动轨迹、生活区域等。”
在政府力量之外，民间公益组织也在以自己的能力为阻挡大象尽一己之力。例如从1999年开始，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就启动了亚洲象保护项目，在普洱市推出了中国首个村级预警系统，为西双版纳勐海县的亚洲象预警监测中心提供了技术和设备支持。据当地政府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5月，这个监测系统已成功避免了约57例人象冲突事件的发生。
此外，对于大象迁移带来的农作物经济损失，曹大藩介绍道，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于普洱市当地社区对女性群体提供了低息小额贷款，帮助她们改种大象不喜食且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
即使有公益组织在不断努力尝试避免或减少人象冲突，但其力量仍然微弱，缓解人象冲突仍需政府与社会各界力量联手应对。孙全辉对记者说道：“彻底解决人象冲突可能比较困难，但如果人类主动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和发展模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兼顾动物的生存需求，人与大象就可能和平共处，人象冲突也能够得到有效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