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夫妇与顾颉刚(中)资料图片 童书业(1908—1968)，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曾师从顾颉刚。专于先秦史、古代社会经济史等研究。
【读书者说】
首先感谢商务印书馆在父亲童书业先生110周年诞辰之年出版《童书业杂著辑存》。
因身体关系，近年已搁笔，但几十年对《光明日报》的感佩促使我再握拙笔。1978年复刊后的《光明日报》给我信，问我有无可供《光明日报》发表的童先生遗文。我在寄文的同时附了一信，说明父亲写文时不翻书，但发表前一定要逐条核对引文。我目前处境无法去图书馆复核，请《光明日报》复核后再发表。万万没想到的是《光明日报》向上汇报了我的情况且给我一公函，要我到浙江省委宣传部面谈，令我机缘巧合地于1979年初调入浙江大学，从此我有了整理父亲遗著的可能。《光明日报》以学术为公器，孜孜以求保存学术遗存的精神，至今令我感佩不已！
父亲的严谨影响我一生
我对父亲本人和他的学术，有个从懵懂到清晰，由潜移默化到理性认识的过程。1949年以前，由于时局的混乱，我们家离多聚少，但过年团聚时以当时的习俗，子女是要向父母叩头的，父亲总是说：免了免了。这影响我此后终身对人、对事总不肯屈膝。1949年(我9岁)至父亲含冤而逝，我从未离开父亲，我看到的父亲是把家内家外的杂务全交给母亲，他不修边幅，饮食偏怪，终日伏案写作却又不见他翻书，几日写完一篇却在书桌上堆一大堆书，不久书又回归书架;每次上课前一晚会对着座钟搖头晃脑地唱吟。慢慢地知道他记忆力超常，写文时信手写出，但送文发表前一定要校对引文原文。而他的吟唱，是在背诵第二天上课的内容，这便是常被学生传神的：童先生上、下课的时间比校工的铃声还准。这严谨之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记忆中父亲离开书桌和我相处只有两件事：一是带我看戏。父亲喜欢看戏，喜欢的是京剧武打戏，我陪他看过一次，那震撼心魄的锣鼓声及在紧锣密鼓声中令人晕眩的跟斗和目不暇接的刀光剑影，我实在受不了，坚决拒绝再陪他看戏。他却有一次要我带他看刚译制的苏联电影《彼得大帝》，看完对我大为“钦佩”，认为我看得懂这么多不报姓名人物的复杂行为真了不起。当然，此后他也再不看电影了。另一件事是父亲喜欢下馆子吃饭，我和他都喜欢西餐，这点上我们父女完全一致，只是母亲喜欢粤菜。但1958年后这两件事都停止了。我曾天真地以为，山大迁济南，济南的环境和青岛完全不同，导致如此。直到1998年应《往事与沉思》丛书之约写父亲传记，从搜集资料、走访故旧和知情者后才知全然不是这么回事。父亲此时超常地沉入学术创作，是想以此转移精神上的困惑和痛苦。读者欲想了解父亲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请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童书业传》。
父亲对我表面上是不闻不问的，但当母亲见我沉溺于小说而担心我的学业时，他仅说了一句：“她会读好书的”，且从不干预我看什么书，初二时我就看他书房中的《金瓶梅》，他也不说什么。我喜欢理科，高考体检只允许考文科，我求父母让我养好病再考理科，父母应允了，结果一养三年仍只能考文科，父亲只说了一句：“跟我学历史吧”。考入山大历史系，他在家给我讲《左传》，讲先秦史，在家跟他的研究生一起听讲，但从不允许我在大学时发表文章，我也淡然处之。父亲爱我吗?抗美援朝时，有次我心脏病发作，他不顾政治风险请街对面的朝鲜白侨医生到家给我看病，同意天真的我养病三年，细致严格地培养我科研能力，“文革”中欲牺牲自己代我起草批判他的大字报。人生阅历越深，对父亲深沉、含蓄的爱也理解得越深。
父亲的考据思路细致求真
“文革”结束，我对平反、追悼会之类都淡然视之，父亲一生唯学问，我对他报恩、尽孝，唯一应做的就是将他的学术清白地留在学术史上，我的底线就是“清白”二字。当出现某些令我的伦理观无法接受的事件后，我决心搜集、整理、出版一手落成，虽很艰辛，但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出版社的支持下，终于用将近30年时间出版了父亲各种论著，并于2008年集结成《童书业著作集》。
我是将父亲学术分为七个领域：古史古籍考辨、古代地理研究、先秦思想史研究、历史理论研究、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国美术史研究、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研究和一个文学与美学小项进行整理的。
整理出版完成之后考虑的是如何保存父亲遗物，寄望于乡梓之情，冒昧地向天一阁提出了请求，天一阁热情接受并设了童书业专柜。在编制父亲遗物清单时，发现以前认为重复的、有缺页的、或已提炼成论文的手稿皆未收入《童书业著作集》，其实它们是有自己的特色的。此时吕太先生的再传弟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耕华先生寄来我没搜寻到的数篇父亲在1949年以前发表的论文;顾太先生之女，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顾潮先生寄来父亲给顾太先生的21封信的复印件，于是我将这些组合成一部内容驳杂的书，向商务印书馆请教能否出版?朱绛先生热情接收并将其命名为《童书业杂著辑存》。这书名非常贴切，读者若翻看目录就会发现它涵盖了七个领域和一个小项的全部项目。
父亲在指导我研习先秦史时曾教导我：考据是研究历史的低级阶段，理论是研究历史的高级阶段，考证出真实史料后，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才能揭出历史的真相。
《童书业杂著辑存》中有父亲给顾太先生21封信。这些信是我读书时父亲给我讲《左传》时若有发现每每写信禀告太先生的。从这些信中可看出：父亲从《左传》中的预言起意，从史料中考证出预言所示几近亡佚之史实，同时考出书之著作时代，继而从书中某些此著作时代不可能有的现象考出后人窜入之某些伪言，亦可从这些伪言所反映的社会现象考出此类伪言窜入的时代，从而对书本身、书中的记载及未明显记载的史实作了清理。只此一斑，可窥全豹，父亲的考据思路皆如此细至求真。说到求真，父亲曾教导我，对任何历史事实，一定要搜集尽可能全的正面和反面材料，然后找出驳倒反面材料的证据，若驳不倒反面证据，则对此历史事实只能做假设而不能下结论。所以父亲对《左传》的作者和著作时代作了那么持久的研究，他在《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仍将其放入附录中。
父亲是怎样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呢?已故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方诗铭先生曾对我说：“你父用考据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点在新中国成立初由父亲掀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中既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论争中，他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全部著作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出来，列出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述的变化，再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认识的深化进程说明他们说法变化。从而论证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定义。
父亲对自己理论研究的结论是非常慎重的，在他开的手工业商业发展史课程的讲义、讲稿的自我表述中表现得最明显。对手工业商业发展史讲义，即后来以专著出版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他说：“因史料占有尚感不足，故对理论不敢多作分析”，又说：“其理论分析多见讲课之讲稿中，以此代表个人见解，错误由个人负责也。”《童书业杂稿辑存》将1955年和1958年两份讲稿皆收入。其中有对从战国秦汉起至清代，所谓“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分析，他指出了各朝代手工业、商业中某些现象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如是，它在当时社会生产中占何种地位?这种地位能否决定中国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如不是，这些貌似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为什么并非资本主义萌芽。父亲不仅从中国社会整体来分析中国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而且还将它们与古代东方社会乃至西方社会相比较。所有的分析和比较都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为理论基础的。
父亲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
父亲15岁开始阅画帖、画书，18岁师从缪谷瑛先生学画，19岁师从绘画大师王修(云蓝)先生学画，并由王太先生介绍师从胡佩衡先生函授习画，由是画技、画学大进。此时他由若干名儒入室传授传统经典多时，史学根底亦日趋深厚，两相结合，竟于19岁末以丕绳之名在王太先生主办的《鼎脔》周刊上发表论画的短文。此后父亲始终在传统学养中习画、研究画学，终于于1936年在北京《考古学社社刊》发表震动画界的《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在考据基础上一举推翻明朝以来画界公认的山水画南北宗说，而且稍后还创了中国山水画南北派说。绘画史一直是父亲研究的重点，他也成为以考据方法研究绘画史流派中的重要学者。在《童书业杂著辑存》中也列入若干篇绘画史论文，特别想向读者推荐《画经》，这是1943—1944年间，父亲在常州横林和卞达人等合作，连载于上海《家庭》杂志的教人画山水画之文。由父亲立意，卞先生撰文，分趣味、气韵、笔墨、树木、山石、点染六章，父亲和后期参与的承名世先生一起手绘140余幅插图，详细教人画山水画，这篇长文和与之相配的手绘插图至今仍可供研究中国传统山水画技法及有兴趣学习中国画的读者参考。
父亲于1946年开始研究精神病学并参与对患者的治疗，一直坚持至1966年12月底完成《精神病诊断术》一书。他在书中将神经衰弱症、歇斯底里症、强迫症、精神衰弱症、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症、狂躁症、忧郁症等八种轻型精神病的症状进行分析，比较其异同并指出治疗方法。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达高峰，父亲在被批斗中仍执着地写着此书。常有人评说父亲以学术为生命，我却感到父亲是以生命殉学术。
《童书业杂著辑存》收入《精神病诊断术》一文，希望它对精神科医生及轻型精神病患者的治疗皆有所助益。
诚如我开始所说，《童书业杂著辑存》从形式上看是杂驳的，从内容上看却是涵盖父亲各领域的学术研究，不少篇幅还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父亲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希望见到此书的学人和对父亲某些领域感兴趣的读者能各取所需地找到自己的阅读点。(作者：童教英，系浙江大学教授、童书业先生之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