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9日上午11点06分，老红军王定国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7岁。
这位唱着歌走完长征路的老奶奶，走了。她曾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15岁被卖作童养媳，20岁加入红军，22岁参加长征，三过雪山草地，新中国成立后她历任国家内务部机要科科长等职，离休后仍步履不停，心系人民，70多岁推动长城保护，90多岁还参与植树造林……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这是王定国永远难忘的一幕，也是她一生的追求。历经百年风雨，从黑暗奋斗到光明，那一颗寻找生命火种的初心，从未改变。
王定国书写“长征万岁”
“我母亲的长征路，是唱着歌走完的。”
王定国原名王乙香，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贫苦佃农家庭，她的妹妹被饿死，因父亲病亡没钱安葬，3岁半的二弟也被卖掉，15岁的她被送到别人家当童养媳。那时，川东秘密党组织来到营山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王定国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结束了原来的婚姻关系。1933年12月，王定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四川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她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和战友们用自己的歌声唤起同志们的斗志。
翻山越岭时，王定国和剧团的同志们从队头走到队尾，用激越、诙谐的快板和歌曲，鼓舞大家克服困难。当时条件非常简陋，没有道具，她就到老乡家里借门板、桌椅做道具，用墨汁画眉毛，用买来的红纸当作口红。
长征途中，王定国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次穿越草地。剧团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长途行军又累又困，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着也会睡着。有时候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睡死过去，醒来一看队伍无影无踪，拼命追赶几个钟头才能跟上队伍。
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
红四方面军要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到达山顶的那个夜晚，王定国和战友们互相挤着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的脚趾冻僵了，她拿手一摸，脚趾竟然一下子断了。她把伤骨磨平，包扎起来，仍跟随在长长的行军队伍中。
“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在王定国的记忆中，长征之路上充满了牺牲与战斗，但她却用乐观的态度鼓舞着周围的同志们。过草地时，树皮、草根、皮带、皮鞋都成了红军战士的“粮食”，如何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王定国所在的文工团编了一首打油诗四处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我母亲的长征路，是唱着歌走完的。”王定国的七儿子谢亚旭说。
98岁的王定国在四川植树
“她虽是一弱女子，但却有很强的‘江山’情怀。”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王定国的情怀。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国后，她从来不问自己该得到什么，而是总想自己该对国家做些什么。
王定国在长征路上邂逅“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后来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再度与他相遇，并结为革命家庭。1971年，谢觉哉与世长辞。在整理出版了谢觉哉的日记、文章、诗歌后，王定国把所有儿女召集回来当众宣布：“多年来，我一直照顾你们和你们的父亲，从现在开始，我要去做我应该做的事了。”王定国所说的“我应该做的事”，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奋斗。
20世纪80年代，长城周边有人偷拆长城砖，用来盖房子、围猪圈，王定国痛心不已，于是成立中国长城学会。学会筹建之初，没有一分钱经费，王定国就找到砖窑，拉着烧好的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长城学会成立以后，王定国坚持“三不要”原则：不向国家要经费、要编制、要办公场所，日常费用从王定国离休工资里扣除。
90岁后的王定国，关注起了国家的林业生态建设。她不顾年老多病，到全国多个省市了解林业生态建设情况。2004年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速生林建设;2005年到河南省考察黄河故道生态治理情况……2010年，王定国与重庆市民一起，在长江边植树造林，她感言：“只有大家都走上这‘绿色长征’之路，才能真正为子孙后代造福。”
一次，王定国回到家乡营山县，听家乡人说起一个愿望：“听说县城里一到晚上有个灯，一拉，屋子里就亮，我想去看看。”那时的四川大山里依然用着油灯，不知电为何物，王定国从此决定，要用自己的余生重走长征路，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这一走，就走到了100岁。在102岁之前，王定国每年都要走出北京，走进长征沿线的老区群众家里调研，把自己的见闻写成报告呈给中央，为老区发展奔走呼吁。
“她虽是一弱女子，但却有很强的‘江山’情怀，总觉得国家的一些事是自己应该做的。”王定国的七儿子谢亚旭这样说道。
王定国与谢觉哉
“所谓家风，不是写在牌匾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
自王定国与谢觉哉结为革命伴侣后，先后将7个子女抚养成才。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对群众极其热情，却对家人十分苛刻，这深深影响着王定国，也让这个革命家庭形成了良好的家风。
谢觉哉去世后，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说：“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了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王定国的大儿子谢飘回忆说，虽然对待群众热心肠的母亲给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来没有在他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谢家曾孙谢旭飞大学毕业那年去北京看望王定国时，王定国的七儿子谢亚旭特意叮嘱他，见到王定国只谈家事，要帮忙安排工作的话莫要提。
成长于这样的家庭，王定国的孩子们都各有成就，其中二儿子谢飞是我国第四代电影人中最有成就和国际影响的导演之一，作品荣获金鸡奖、百花奖和多项国际大奖。王定国常常教导谢飞要好好拍戏，别想着做官。
“所谓家风，不是写在牌匾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所谓传承，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回忆起父母的言传身教，谢飞这样说。
慈祥的王定国老奶奶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是王定国最喜欢的诗词。傲霜斗雪，尽情绽放，一生奉献，一心向阳，这，也正是她一生的写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刘芳源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