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知情人士告诉1℃记者，获得3亿元资金的安泰公司是按照资金中介的要求，一步步作假。从他们所签订的各项协议来看，安泰公司与美的方面并没有合同关系。美的方面及其经办人员在经办过程中的表现也让人难以理解，这也成为案件存在疑问的地方。]
[除了发生在成都、贵阳的两起案件外，美的方面同时期在四川省攀枝花市还遭遇了另一起同类型借款事件，涉及金额2.5亿元，该案件目前尚未提起公诉。]
两年前，美的集团(000333.SZ)理财被骗10亿元的消息引爆舆论。两年后，随着这起事件所引发的部分案件一审宣判，更多细节得以披露。
第一财经1℃记者获悉，属于美的集团的10亿元资金被分为7亿和3亿，分别拨付到四川成都及贵州铜仁的两个用款方。获得3亿元资金的贵州安泰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安泰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申建忠等多名自然人被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
司法材料显示，这起“被骗”事件背后，除了安泰公司等用款方作假以获取资金外，还伴随着多名资金中介的巨额利益分肥。用款方支付的中介费总额超过1亿元，巨大的利益成为各方联手造假的强大动力。司法材料还显示，美的集团经手人员明知主管部门禁止银行为企业出具保函，但面对银行“顺利开出”保函、存在明显漏洞情形下，他们只是拍照传回并密封保函，美的集团则在24小时后放款。
除此之外，1℃记者还获悉，美的集团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也遇到另外一起类似事件，涉及资金总额2.5亿元。
上述三起事件，涉及10亿元的两起案件均在安徽省合肥中院一审审理。安泰公司案宣判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案件已由安徽省高院审理，目前尚未开庭。由于涉及的案情复杂，另一起案件已经中止审理。攀枝花案目前尚未提起公诉。
量身定制
李幸曾是美的集团金融中心安徽分部的负责人，负责美的集团在安徽各个企业的收支结算、银行授信、融资等业务。2015年，李幸跟身边的同学提起，美的有意对外放款。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同学聂勇留意到了这个或有很大利益的信息。
远在几千里外的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申建忠的企业正在苦苦寻找经营需要的资金。由他一手打造的安泰公司，在环保行业属于一家小有名气的企业。
安泰公司在2011年以招商引资的方式进入玉屏县，经过多年发展，在废旧轮胎再利用领域发展不错，但并没有给企业创造丰厚的利润。相反，由于企业扩大生产和技术研发，安泰公司需要大量资金周转，除获取银行贷款外，安泰公司还设立P2P平台吸收资金。这些资金维持了企业的正常运转，但申建忠仍然要为更多资金投入想办法。
安泰公司的融资负责人杨振峰一直在外具体跑资金。对于融资所需的成本，申建忠指示杨振峰，“只要不超过融资总额的24%，公司可以付这笔钱”。
此时美的集团的李幸和安泰集团的人互不相识。李幸同学聂勇的出现，最终让双方走到了一起。
美的集团的公司架构庞大，为了盘活企业资金，公司选择将企业的部分资金投向社会，获取利息。但是按照监管要求，企业不能直接从事放贷业务，闲散资金用于出借的话，要么通过银行委托贷款，要么采取理财方式。自然，这需要量身定制的产品，聂勇等人恰恰提出了“解题”思路。
首先，聂勇将美的可以放款的消息告诉了李恩泽和斯义金。斯义金彼时的身份是华创证券的工作人员，李恩泽则专业从事资金中介业务。
司法材料显示，安泰公司在融资期间，曾找过在深圳的中介胡某、张某。在胡某、张某引荐下，安泰公司杨振峰与李恩泽、斯义金见面商谈融资问题，还接触了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下称“贵阳分行”)的涂永忠。斯义金、李恩泽认为，聂勇之前提过的美的集团应该可以提供资金。
斯义金、李恩泽也清楚，美的方面不能直接给企业放贷款，需要有金融机构作为通道。但华创证券也不能直接放款给企业，需要再增加一家信托公司作为通道，最后由信托公司放款给借款企业。斯义金向公司领导汇报后，最终设计出一套投资理财方案。根据投资指令，华创证券与陆家嘴信托签署了一份陆家嘴-安泰信托合同，华创证券作为委托方，陆家嘴信托作为受托人，将3亿元资金作为信托资金放款给安泰公司。
上述方案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属于合法操作。但最终想做成这笔融资，还需要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即必须有银行为安泰公司提供兜底担保函。
在美的集团内长期经手金融业务的李幸也清楚，作为放款方，最关注的是银行兜底担保函。如果没有银行这份文书，其他条件再好也不可能放款。但彼时监管部门收紧了担保条件，银行已经极少为企业出具兜底担保函。因此，一旦市场上出现银行兜底担保函这种罕见的文书，会被反复确认核实。
司法材料显示，对于融资过程中涉及的兜底担保函，涂永忠曾对申建忠说过：“担保函只能作假，搞不好一起完蛋。”
除了上述3亿元的项目，聂勇还将美的集团可以对外放款的信息告知其他中介，这些中介也设计了对应的理财项目，资金规模达7亿元，并将成都三家有资金需求的企业拉入其中。成都项目的通道公司为上海财通和渤海信托。
在斯义金等人做理财方案的同时，安泰公司也和涂永忠着手进行相关手续的准备。由于安泰公司在贵阳分行有过贷款，涂永忠据此安排准备了关于安泰公司的一系列信贷文件;申建忠还安排公司财务人员对安泰公司的财物数据进行了修改，包括减少负债、提高收益率等。这些文件先行传给李幸查阅，李幸又递交给了美的方面的其他负责人。
在获得公司领导批准后，2016年3月8日，李幸和美的风险管理部的同事朱立明前往贵阳，准备到贵阳分行与申建忠、涂永忠面谈借款事宜。
银行办公室里的“双簧”
2016年3月9日上午，李幸、朱立明如约来到重庆银行贵阳分行涂永忠的办公室，见到了申建忠和杨振峰。事后看来，李幸在这间办公室里看到的不过是一出精心排练的“双簧”戏。
司法材料还原了当时故事的诸多细节——
双方交谈中，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一名男子走了进来。涂永忠、申建忠、杨振峰纷纷起身跟这位男子打招呼。
“这是我们潘行长，也特别关心安泰的这个项目。”涂永忠向李幸、朱立明介绍来人是贵阳分行的“潘副行长”。“潘副行长”也热情地欢迎李幸、朱立明来谈业务，“安泰是个好企业啊，是我们行的优质客户，发展潜力相当好”。除了夸奖安泰公司，“潘副行长”又跟李幸、朱立明聊了聊家常。十几分钟后，“潘副行长”离开涂永忠的办公室。
即使有银行领导的推介，李幸依然最关心贵阳分行能否给安泰公司出具保函。对此，涂永忠明确表示没问题，还向李幸、朱立明出示了贵阳分行给安泰公司的授信资料。如此，双方基本达成了一致，只等最后签约。
李幸、朱立明不知道的是，贵阳分行确实有一名潘姓副行长，但进屋夸奖安泰公司的并不是真正的潘副行长，而是由安泰公司的一名员工假扮。
十几天后的3月21日，李幸、朱立明和斯义金又来到涂永忠的办公室，要求银行在兜底担保函上盖章。
李幸递交了美的方面拟好的兜底担保函，涂永忠看后打印了一份用印申请，并召唤下属去找行领导签字。很快，又有一名银行员工模样的人带着装有印章的小铁箱进入涂永忠办公室。涂永忠取出银行印章盖在了担保函上，并盖上了行长邓晖的签字章。随后，李幸对着担保函拍照后转发给同事，交由美的集团金融中心财务总监审批。担保函原件放入信封密封并在信封两头处由朱立明、涂永忠签字。至此，整个业务流程完毕，安泰公司也很快收到了美的集团的3亿元资金。
李幸、朱立明依然不清楚的是，进入涂永忠办公室拿走用印申请表、送来印章的两人并不是贵阳分行的工作人员，也是由安泰公司工作人员假扮。
结束了贵阳签约后，李幸、朱立明又飞往成都，那里有同样的“戏码”在等着他俩。
2016年3月22日上午，李、朱两人又来到中国农业银行成都武侯支行客户经理陈某的办公室。在此之前，陈某还安排李幸、朱立明见过该行“黄行长”。与贵阳分行的场景类似，“黄行长”对于需要用款的三家公司同样大加赞扬，并亲自拿出银行公章盖在美的集团准备好的担保函上。美的集团的7个亿资金很快进入到另外三家公司的账户。
短短48小时内，美的集团的10亿元资金就这样通过假冒的银行工作人员的引荐和“盖章”，贷给了其他企业。
司法材料所披露的信息显示，美的集团投资到安泰公司的资金预期收益率为年化7.35%，期限2年;投资到成都三家企业的资金预期年化收益为6.7%，期限同为两年。按照这一数据计算，如果2年期满，借款企业按期还本付息，美的集团在两年内可以收到超过一亿元的利息。
从司法材料披露的信息来看，围绕美的集团的这一系列骗局，其“主演”们卖力演出的动力来自于背后巨大的利益。
安泰公司获得了3亿元资金后，将大部分余款用于公司经营，没有出现大额的用于个人的支出。其中包括偿还重庆银行贷款3000万元及50万元利息;提前还了美的方面3500万元;还用于支付各类货款、发放工人工资、归还P2P投资人资金等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安泰公司还向中介支付了总计4152万元的中介费，其中李恩泽获得了1500万元，斯义金等人也获得了超过百万的中介费;涂永忠则在合作之初提出了要求，事情办成后，安泰公司要借给他一部分资金，以完成业绩任务。
“被骗”是谁发现的?
上述事件两个月后，美的集团方面才知晓自己的“理财”行为陷入了一系列骗局。
2017年6月29日，美的集团发布的声明中称，2016年5月，美的通过内控日常核查，发现该委托理财事项存在诈骗风险，第一时间报案，并由公安机关及时采取资产冻结及控制相关人员等有效措施，最大程度维护了公司权益。
但司法材料所披露的美的集团如何发现“被骗”的过程，与美的集团披露的上述信息截然不同。
一审判决记载，在10亿资金全部拨付2个月以后的2016年5月27日下午，时任贵阳分行行长的邓晖致电美的方面经办人杨某，询问美的方面有没有收到银行方面的承诺和担保文件，如果收到的话，承诺、担保都是假的。
杨某随即将这个情况转告李幸，李幸又转告给陈某和朱立明，同时就此询问了斯义金。斯义金的答复是，银行方面的调查和问询应该是因为银监部门的检查需要，美的方面只要说没有收到相关文件就可以了。陈某则要求李幸马上询问涂永忠，但涂永忠对于这一情况没有做出答复。陈某立刻安排李幸和朱立明第二天就前往贵阳找银行方面核实，斯义金也同时赶到贵阳。涂永忠安排安泰公司的人前往机场接人，并带话说是“问询是缘于银监局的检查”，只要说没有收到承诺和担保就可以了。李幸、朱立明和斯义金没有听从这一安排，直接找到了邓晖核实。
邓晖对李幸等人明确表示，作为行长，他并不清楚该行为安泰公司出具承诺和担保文件的情况。
据邓晖介绍，之所以发现问题，是该行对安泰公司进行贷后检查，发现新近有3亿元入账，于是询问安泰公司这笔资金来自何处。安泰公司答复称来自一家台湾企业，邓晖对此表示怀疑，经过反复核查，确认钱来自美的集团。邓晖由此怀疑银行内部有人在为某些企业提供假担保。
李幸等人发现涂永忠与邓晖的说法不一致，于是到公安机关查询承诺函上的公章与备案的公章是否一致，当得知不一致时，他们向美的集团的领导汇报，怀疑已经被骗了。
透过上述司法材料的信息可以看出，如果不是贵阳分行发现问题，并询问美的集团，美的集团对于承诺函造假一事，依旧浑然不觉。
在发现被骗后，美的方面报案。
1℃记者了解到，从2016年8月开始，安泰公司及成都的三家企业相关负责人相继被安徽合肥警方抓获，涂永忠等银行工作人员及多名资金中介也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事情败露后，李恩泽等人已经开始退还中介费。
安泰公司及成都的三家企业被分为两个案件进行审理。由于所涉案情复杂，这两起案件的审理均经历了多次延期或中止审理。直到2019年2月16日，安泰公司案件由合肥中院一审宣判，安泰公司因单位犯罪被判处罚金，申建忠等人被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申建忠获刑15年。一审宣判后，申建忠等人已提出了上诉，安徽高院目前尚未开庭进行二审审理。
相关知情人士告诉1℃记者，安泰公司是按照资金中介的要求，一步步作假。从他们所签订的各项协议来看，安泰公司与美的方面并没有合同关系。美的方面及其经办人员在经办过程中的表现也让人难以理解，这也成为案件存在疑问的地方。
知情人表示，美的经办人员已经明知银行不能出具担保函，但面对不同地方的两家银行，在很短时间内就轻松开出担保函，他们并没有做详细核实。
此外，在成都、贵阳先后签约放款后，2016年4月15日，美的方面又用同样的方式，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借出超过2亿元。这一借款同样出现类似问题，里面也涉及银行出具担保函的情况。美的方面既然明知银行不能出具担保函，同期究竟做了多少这样的业务，也成为一个应该厘清的问题。
1℃记者获悉，成都三家公司及其相关人员也被以合同诈骗罪起诉，由合肥中院一审审理。但案件至今仍处于中止审理状态，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