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河南彩礼平均约9.78 万元，濮阳以13.91 万的彩礼数额位居榜首，商丘地区以13.51 万紧随其后，洛阳地区彩礼金额最低，6.21 万元。
据濮阳市人民政府官网消息，近日，濮阳市出台《濮阳市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规定了彩礼、礼金、酒宴等最高限额。
《意见》对婚嫁彩礼提出“限高”标准，其中提到，农村婚嫁彩礼不得高于6万元，城区婚嫁彩礼不得高于5万元。
这条“新政”，被外界称为婚嫁彩礼“限高”令，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对此举表示“认同”，称该政策有利于遏制农村攀比彩礼不正之风。也有一些网友指出，政府“管得太宽”，并对该政策是否能推行，实际作用效果，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昨日，濮阳市文明委回应新京报记者称，政策出台前经过试点调研，但在全市推行确实存在难度，下一步将出台细则及其他配套政策。
针对该标准，有专家指出，婚嫁彩礼属于民俗，具体考量到生活水平，“虚高”现象符合市场规律，管得过宽，政策推行受阻，会变相降低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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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彩礼居河南之首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一点资讯”曾针对河南婚嫁彩礼攀比现象，发起过一项网络大数据调查，并于2018年11月发布报告，共有8067名河南网友参与这项调查。
数据显示，河南彩礼平均约9.78万元，濮阳以13.91万的彩礼数额位居榜首，商丘地区以13.51万紧随其后，洛阳地区彩礼金额最低，6.21万元。75.51%的网友反对高价彩礼，认为“婚姻不是买卖”，18.5%的网友认为“在能承受的范围就好”，还有6%的网友表示“认同”。
据调查显示，网友认为社会攀比心理是造成高价彩礼的第一大原因，男女比例失调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至于如何遏制高价彩礼，40.26%的河南网友认为，相关部门应该介入遏制高价彩礼，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或许可以逐步纠正这种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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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限高，农村6万元，城市5万元
1月31日，濮阳市人民政府官网“政府信息公开”一栏中，发布了一条题为《濮阳明确规定彩礼礼金酒宴等最高限额》的消息。
消息提到，为弘扬社会文明风尚，有效治理高价彩礼，持续推动移风易俗工作，“我市出台《濮阳市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规定了彩礼、礼金、酒宴等最高限额”。
《意见》指出，全市倡导如下婚嫁彩礼“限高”标准：农村婚嫁彩礼不得高于6万元，城区婚嫁彩礼不得高于5万元，村社党员干部本人及子女婚嫁彩礼不得高于3万元，公职人员本人及子女婚嫁彩礼不得高于2万元。
该条《意见》对婚丧嫁娶规模，也给出了限制标准。《意见》规定：在婚丧嫁娶方面，禁止大操大办，亲属随礼农村不超过50元、城区不超过100元;婚宴不超过15桌，每桌饭菜费用农村不超过300元、城区不超过600元;每瓶酒水农村不超过30元、城区不超过60元;每盒香烟农村不超过10元、城区不超过20元。
《意见》还要求，各县区、市直、中原油田要根据各自实际，按照彩礼、礼金、酒宴等最高限额，进一步细化标准，做到要求相对统一、内容量化具体、群众普遍接受。对婚嫁彩礼“限高”标准公布后，仍索要和收受高价彩礼的行为，要公开曝光，坚决打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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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认为政策“形式主义”，很难推行
河南濮阳实施彩礼“限高”政策后，引发网友热议。
“政府办实事，为政府点赞，最起码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支持!”有网友表示，随着彩礼价值越来越高，这一民间婚嫁习俗，成为很多年轻人娶妻的一道门槛。
也有网友提到，大龄青年娶媳妇难的问题再不得到妥善解决，后续衍生出的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多，“得增强这方面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了”。
但也有网友提出不同意见。一网友认为该政策“有些形式主义”，“别搞这些实际上难以执行的政策”。该网友进一步解释称，两家子女决定结婚，彩礼高出“规定”，男方并不会到处宣扬女方家要的彩礼超标，“除非他不想结婚了，这规定太不现实”。
2月1日下午，新京报记者通过微博联系到上述网友解先生。解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家住河南濮阳南乐县，弟弟和其女友在北京务工，“现在因为当地彩礼习俗的原因，俩人迟迟无法结婚”。
解先生称，濮阳当地婚嫁彩礼跟风严重，女方家提出了15万的彩礼要求，“弟弟现在很为难”，平时过年、过节也不敢回家，怕被催婚，但祖辈都是农民，“家里确实没钱”。他承认，该政策能起到提示作用，但其对实际效果持保留意见，“难推行，不好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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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台配套政策加大落实力度
就濮阳出台的婚嫁彩礼“限高”标准，2月1日，濮阳市文明委志愿服务科一侯姓科长告诉新京报记者，制止高价彩礼“具有现实依据”。他指出，濮阳市有三个贫困县，尤其是在偏远地区，男生因为高价彩礼无法娶妻，“即使结婚了，也可能因为高价彩礼而债台高筑，因此致贫了”。
侯科长告诉新京报记者，该政策出台前经过充分调研，2017年该市台前县就制定了有关移风易俗的标准。他表示，台前县出台的指导标准在当时是“全国最先的”，“该地区现在白事上基本实现了，但是在高价彩礼上，效果仍然不理想”。此外，现在在濮阳市全市推行这一标准，也有借鉴其他省市政策成果。
侯科长向新京报记者坦言，该《意见》的具体实施，确实有难度。“下一步，我们会加大落实力度，并出台其他配套政策。”他表示，为配合此《意见》，政府部门将督促婚姻登记处进行宣传，和婚姻监察机构一起实行管理之力;包括改变土葬模式等等，将出台一系列政策。
据侯科长介绍，该市相关部门日前已下发移风易俗“三年规划”：2020年，在移风易俗方面大见成效。加大力度市县乡同步治理，从县到市，具体细则需要各县区去落实，比如要建立红白理事会、通过村民自治改变移风易俗等，对党员干部、纪委组织部门都制定了高价婚丧喜事报道制度和限制制度。
针对“农村彩礼限高标准为何比城市还高”的疑问，侯科长回应称，城市里彩礼本来就比较低，农村情况相对严重，思想也更难改变，所以就采取“农村比城市高”的形式，来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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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来管理
对待民俗问题需正确引导
昨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近年已有多地出台类似规定，“我个人认为，形式主义居多，这种规定最关键的是谁来监督?根据什么来处罚?据我观察，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花样百出，但是不中要害，形式主义和花样主义比较多”。
竹立家认为，社会治理、国家治理，重点还是在“治权”，“权力的运行要廉洁、公正、负责任”，民俗遵循演变规律，是中国传统一部分，对待民俗时，需小心谨慎，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来管理，而是要通过正确方法引导。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学研究所副教授朱巍表示，该标准“是管得有点宽了”，在实际推行中，很难落到实处，“如果没有法则和具体措施，光说是没有意义的”。
他指出，彩礼是中国上千年来的传统，同时也是“节节腾高的”，具体考量到生活水平，“有些地方彩礼，虽然是虚高，但也是符合市场逻辑的，民间行为，应该由民间来管理，不应该由强行的法律来规定民间习惯”。
朱巍分析认为，“有法律的归法律，无法律的归习惯”，如果有“习惯法”能管的，法律不用去涉及。他同时表示，河南濮阳政府有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我觉得，此事是不能管住的，管不住的话，会让政府的公信力变低，可以先从政府的工作人员，或者乡村干部开始推行，但可能很难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