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临三年”，毕业季接近尾声，论文查重降重生意又好好地赚了一笔。淘宝上一家论文查重店铺月销量已经超过6万，但以“降重”为关键词搜索，则显示“没有找到相关的宝贝”。与查重买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同，降重服务处在更为隐蔽的角落。在某个以查重降重为业务的QQ群里，每天都有大量降重需求发布，由写手接单进行人工降重。在整个查重降重产业链中，各型各色的人在法律规范边缘打着擦边球，各类纠纷也不断发生。查重服务在“学术不端”的防范与助长角色之间反复横跳，成了毕业的刚需，这场谜局里有太多漏洞，似乎谁也无法抽身出逃。
“捞偏门”的商机
自2019年演员翟天临“不知知网”事件后，高校论文查重趋严，市面上的论文查重价格也水涨船高。淘宝店是论文产业链中距离学生最近的一环，而它背后还隐藏着众多降重写手、连接彼此的中介、查重货源及平台代理。
“施工设计3300字标红，降到知网20%以下，千字35元”“新媒体降重，3000字标红，千字40元，知网查重15%以下”……降重群里，等待降重的论文五花八门，价格不等。
在降重写手小蔡眼里，论文查重就像高考要有模拟测试一样。“因为翟天临，论文查重变严了，需求增加了，这是一个趋势，(现在)正是红利时期。”
虽然商机就在眼前，但几番媒体报道后，降重写手许桐已经感受到行业氛围的变化。“淘宝在严打，力度越来越大了。”他表示，除了淘宝店，还有很多一手单在工作室手里，干这行与其自己搞，不如加盟，能快速变现。
几年前，许桐与人合开了一间工作室，业务内容除了毕业论文降重、代写，还负责期刊论文代投等。“灰色地带，民不举官不究”是这个行业对自己的认知。虽然想开工作室的不少，但怎么在这个灰色地带里游刃有余，许桐比别人更有经验。
比如工作室注册，他讲起了生意经：“注册个文化传媒公司就行，这不算是违规经营。业务就弄IP孵化这些。我们有线上写手和坐班写手，一般这种合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因为本身干的就有捞偏门的嫌疑，所以我的工作室还有正规业务，能录保险。”
在降重QQ群里，北京商报记者看到，由于行业本身不合规，学生、写手、中介时时处在彼此防备和扯皮中。许桐有一个公众号，专门在发生纠纷时发布买家的论文内容，以此为威胁，屡试不爽。
联系买方所在的学校，也是写手与买家互撕时的一大砝码。有写手在群里曝出，自己在6月初接了一单，要求将论文从95%降重到20%以下，但随后买家说修改后的论文查重没有低于20%，因此拒绝付款。写手怀疑买家恶意诈骗，一通电话打到了对方学校教务处和导师手机，并在学校贴吧等公开平台发布了学生信息。
在种种纠纷中，许桐的工作室也曾被买家举报过，但由于相关法律不完善，他轻描淡写地回忆道：“举报了其实也没啥，就是交了点罚款而已，反正当时一个月就赚回来了。”
高校成了货源地
在论文查重降重产业链里，谁能拿到一手资源，谁就有了保本的底气。所谓“资源”，主要是靠谱的论文查重渠道和名额。
在一个名为Paper880的查重系统平台上，北京商报记者看到，它提供维普、万方、知网等多种查重渠道。其中，知网本科版定价320元/篇，知网硕博版定价1400元/篇，代理均有100元左右的提成。
平台代理伊先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除了知网，其他网站都有正规代理授权，可以查验真伪。但由于知网并不对个人开放权限，因此，知网的货源是和高校教务处老师合作而来。“比如高校一届有200个人要毕业，但可能有400个查重指标，剩下的200个就可以卖了。不过，由于知网给不同学校的查重渠道带有编码，可以依据编码查到是谁卖出的货源，所以有一些老师会把编码抹掉，这样一来，有些知网查重渠道就无法验证真伪了。”
尽管操作时小心翼翼，但高校教师售卖知网查重名额似乎已不是秘密。除了提供渠道链接，也有卖家直接请高校教师代查。代理江先生向北京商报记者推销时说，“我们直接把论文发给高校老师，查完反馈结果，有码验证真伪。”中介吉吉也表示，“我朋友在高校机关上班，有高校知网正规的查重名额”。
高校为何成了查重名额的货源地?这种销售行为又是否合规?北京商报记者从负责学生事务的高校老师处了解到，购买查重软件，一般由研究生院、教务处或图书馆申请，采购科按规定走采购流程。“也有些部门都不管，让学生自己花钱上相关网站，查完打印提交结果。这样社会有些机构或网站挣钱了，就可以抬高价格。”他说。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综合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张家勇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教师倒卖查重名额的做法是不对的，利用学校经费购买的服务变成了私人收入，这与学校管理有关系，学校在这方面经费支出等应该有相应的监管”。鉴于查重的性质，他还建议，学术论文数据库应该可以成为公共服务，国家要有专门数字化信息平台收集汇总相关数字资源，作为最权威的系统，提供给高校。
对于账号倒卖、盗用现象，6月16日，知网法务部也在CNKI科研诚信管理系统研究中心官网上发布公告予以回应，认为相关商业现象“严重干扰了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学术期刊编辑部、出版社、学会协会等合法使用机构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管控遏制与审查审核作用”。并表示，“用户如违反合同约定，向本单位以外人员提供检测，应承担违约责任，我公司将解除合同”。
规则不清滋生需求
一端是商家写手混乱的交易，一端是高校教师暗暗参与，与这些“不可说”的商业往来相比，毕业生则将提前查重看得十分正常和必要。“前辈师兄师姐也建议我们自己先查。”刘同学是北京一高校文科专业的博士生，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今年他分别花费150元和290元在淘宝上买了两次查重，“查完再送到学校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之所以提前查重成了必要之举，是因为查重规则和算法难以捉摸。“查重的结果有时候不太准，明明是公共史料，别人引过，自己再引就难免被判重复。”刘同学说。
北京某综合类高校新闻学专业的芮同学表示，其关于新闻学研究的论文被系统判定为与一篇肿瘤治疗相关的医学论文有重复，此外，在查重报告中，部分已引证的文献也被判定为未引证。
论文查重作为学生毕业的硬性规定，实际上是用技术手段来对论文的重复和抄袭问题进行控制，体现了对学术严肃性的尊重和要求，但规则的模糊和不合理之处成为了困住学生的怪圈。
标注的引文被认定为抄袭，学生也会想出新对策，通过同义替换、打乱结构规避检测平台的算法。论文审核中，以教师为主的学术评价和以检测平台为主的重复率判断之间也不乏矛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健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查重的初心是为了使论文能够符合学术标准，但在实践中反而导致文字表达不通顺。这些外部技术手段和形式上的合规，严重地干扰了教师和研究人员真正的学术判断”。
如今，知网是最多高校认可的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庞大的论文库。公开资料显示，知网平台签下了8000余种期刊，独家和唯一授权期刊达2300余种，实现核心期刊独家占有率90%以上。至于其查重规则和算法是什么、是否有改进的空间、未来是否准备向个人开放，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中国知网发去采访函，针对本报的采访提纲，截至发稿时，未得到知网方面的反馈。
防范抄袭偏移初心
“没有翟天临还有李天临王天临”，对于学术不端现象及其衍生出的市场，有人作出这样的慨叹。
事实上，自2009年起，我国高校开始陆续引进论文检测系统，对研究生论文开展学术不端检测，随后检测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本科生。张家勇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在世纪之交，伴随高校扩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一直存在。毕业论文也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监管的重要切入点，随着论文查重逐渐发展为高校的常规动作，的确对杜绝低质量粗制滥造的毕业论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规则不清带来的需求滋长，也让这一市场变得格外复杂。在降重生意单里，有不少80%甚至90%以上重复率的论文，要求降至20%以下。毋庸讳言，除了保险起见，还有大量买家已经将查重降重当做了抄袭的得力助手，用它精准定位哪些抄袭容易被看出来，并改头换面、掩人耳目。
这种并不合理的学术写作现象的出现，或许还因为常规机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学生的直接负责人就是导师。但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任职的王老师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本科生在毕业论文中获得的指导较少，是因为导师跟本科生并不存在非常强的联系，而且导师也比较忙，指导的本科生又多，所以会出现指导不到位、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在他看来，如果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全程跟随，进行很好的指导，以原创性为主，那查重问题不大。
仍让王老师感到困扰的是，现在大量高校对于导师的考核并不以学生毕业程度为核心，更多还是考核导师的课题项目。“导师不重视指导论文，反而让学生给自己干活，做项目做课题，就会本末倒置。”他说。
“抄袭的心魔高于设防的措施”，对于论文查重乱象，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作出这样的评价。他认为，这类现象的治理进入了吊诡状态，“不能只靠机器检测，解决了论文作者的写作态度和作风，查重软件基本上就不需要了。这就像市面上卖假货，造假的人精心设计，那再怎么去设计一个高水准高要求的防假的机器，也解决不了问题。高校、相关机构和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