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中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进行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建造了几十个实验室并培养了数千名科学家，种种努力都是为了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6月29日报道，但是，冲向科技领域的前沿可能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些专家担心，中国的医学研究人员正跨过西方长久以来公认的伦理界线。
报道称，4月，广州中山大学34岁的黄军就率领的一个研究小组令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震惊，他们发表了一项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试验结果。
这项被称为Crispr-Cas9的技术可能有一天被用来消除遗传疾病。但是理论上，它也可以被用来改变眼睛的颜色或者智力等特点，而且保证这种改变遗传给未来的子孙。
黄博士和他的同事试图修改一种造成β型地中海贫血的血液疾病。这项在85个胚胎上进行的试验失败了。尽管如此，对于科学界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一道不应当跨过的红线。
报道称，西方科学家通常避免进行这种类型的研究，原因是这等同于改变人类的基因。无论如何，这项技术仍然处于最初期的发展阶段。
香港中文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研究主任李湖树说：“科学家的共识是‘现在时机未到’。”
然而，中国科学家似乎没有心情等下去。
李湖树说：“我认为中国不希望有任何拖延。人们都说他们无法阻挡中国遗传学的列车，因为这趟车太快了。”
中国正迅速地建设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
报道称，2013年，国家投入了1.8万亿元人民币用于“发展科学研究和试验”，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以上。2011年，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大约为1400亿美元，占GDP的1.84%。
国家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北京协和医院教授翟晓梅说：“中国新的生物科技技术和西方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报道称，但是，这股研究的巨大力量正在中国迅猛发展，而仅仅十年前中国才在西方的压力下开始对科学家进行伦理道德培训。
山西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学家邓睿(音)说：“西方的‘红线’和中国的不太一样。伦理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传统，特别是触及人类生命的问题。”
邓睿说：“儒家思想认为，人出生后才成为人。这与美国和其它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不同，因为宗教的原因，他们可能觉得对胚胎进行研究不好。”
邓睿说，国家确实设定了界线。“我们的‘红线’是只能在不满14天的胚胎上做试验。”
这一规定包含在卫生部和科技部2003年发布的文件中。她说，现在这一规定迫切需要进行更新。
翟晓梅说，中国科学家遵守全球的伦理和科学规范。但她承认，许多科学家也遇到了压力。
她说：“在中国，有些人以文化差异为由反对国际标准。”
她说：“例如，他们说我们应当利用我们本土的儒家思想解决问题，因为那些国际标准来自西方，而我们是东方文化。但是我们绝对不赞同这种观点。”
翟晓梅说，在黄军就的试验中，国家医学伦理委员会认为这在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项试验“不是为了繁殖目的”，这一立场令海外的一些科学家感到吃惊。
但是，她也告诫说：“如果你想修改卵子内的基因，目的是马上利用它，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这项技术尚不成熟。”
报道称，北京大学成立4年的生命科学院院长、生物学教授饶毅告诫说，中国的科学研究迫切需要更有效的伦理监管。
饶毅说：“我们拥有的技术越多，对我们自己和整个人类越危险。”
他说，中国科学家普遍收入很少，但是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可以从国家获得每篇高达3.2万美元的奖金，这为一些人越过边界提供了经济上的刺激。
饶毅说，应当设立一个世界卫生组织或者联合国下属的全球医学伦理机构。
有些科学家认为，更多令人不快的科学奇迹还在后面。
饶毅说：“眼下，人类基因修改是主要问题。”中国的遗传学家“不希望让西方人来指挥”。
报道引述饶毅的话说，中国研究人员的想法是“我们先做起来，看看哪里错了再改。但是这可能忽略了概念性讨论过程。”(编译/刘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