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标题：一位患癌医生与癌症的实时抗争
去年9月，在斯坦福大学的秋季课程中，多了一门特别的选修课。
在这门课里，林彦峰将自己作为案例，向学生讲述他与癌症周旋的过程。林彦峰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临床教授、斯坦福大学亚洲健康研究与教育中心的创立者之一，也是一名初级保健医生。去年5月，在他49岁时，从不吸烟的他被诊断出四期肺腺癌。
确诊后不久，林彦峰就有了开这样一门课的念头。他将这门课命名为——“从诊断到对话：一位医生与癌症的实时抗争”。课堂上，林彦峰说，如果有一天他处在癌症治疗和生命的最后阶段，这堂课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封信。
是医生也是患者
开课讲述自己独特经历
选课的学生太多，30多人挤满了这间狭小的教室。地上、过道里几乎挤满了旁听的人。除了医学生，不少其他专业的学生和在斯坦福大学进修的人也选了这门课。
林彦峰穿着蓝色细格纹衬衫，看起来健康、儒雅，声音洪亮，如果不是这门课，没人会将他和癌症联系在一起。
这堂课以一封写于2013年的信开始。
当时作为初级保健医生，林彦峰为一位患有慢性肾病的华裔老人治疗。老人近90岁高龄，家人想挽留他，说服他做透析。治疗一度让老人非常痛苦，林彦峰决定去和他的家人沟通，尊重老人的意愿，但“这意味着他会死去”。
在老人去世两周后，林彦峰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老人感谢林彦峰将他视为父亲般无微不至地照料。课堂上，他把这封信念给学生。在林彦峰看来，他们不仅仅是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怀，他们建立了更紧密的连结。
这种连结很多时候是稀缺的。林彦峰记得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天，一位著名的神经学家带来了一名患者，在学生面前给他做了一些身体检查，并做出了罕见病的诊断。很多学生都赞叹着这位神经学家的医术，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但林彦峰注意到，做身体检查时，患者似乎有些痛苦。“医生把他带到这样一个奇怪的场合，当着那么多医学生的面弄疼了他，他感觉会怎么样?我们的目的本应该是照顾好他们。”
曾经，成为医生并不是林彦峰的第一选择。他的父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移民到美国攻读工程学研究生，受他影响，林彦峰本科和硕士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之后从事了一年的商业咨询工作。但林彦峰发现不管在商业还是工程领域，他每天交流的对象都局限于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
在林彦峰看来，作为一名医生，可以跟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人打交道。最终，他选择辞职，进入塔夫茨医学院读博。在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后，林彦峰于2005年进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任教，教授医学人文相关的课程，同时也是一名初级保健医生。
去年3月底开始，林彦峰出现反复干咳、气喘，最初他以为只是季节性过敏，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生素、激素、抗过敏治疗后，症状并没有缓解。直到5月，X光片和CT扫描结果显示，他的肺部存在积液和肿块，经过活检，最终确诊四期非小细胞肺癌。这是一种在中国不吸烟的人群中非常常见的肺癌。
癌细胞几乎扩散到林彦峰的全身。大脑、肝脏、脊椎，甚至皮肤，医生还在他的脑部发现五十个转移灶。
林彦峰说，“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同时也是一名患者，这是一段独特的经历。”这门课程围绕不同的主题展开，包括诊断、心理健康、护理、精神关怀等，每周一次，持续十周。
“思考、记录，和别人交流你正在经历什么，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说都是有用的。”林彦峰说。
当癌症降临
更关注亚裔癌症研究
即便做了19年医生，当身体开始出现症状时，林彦峰也没有第一时间将自己和癌症联系在一起。
课堂上，林彦峰在幻灯片上展示了自己的X光片和CT扫描结果。在那张脑部核磁共振成像上，零碎的斑点遍布其中，那是五十处大小不一的转移灶。最初看到结果时，林彦峰自己也感到震惊。
相较于其他人，林彦峰用了更短的时间确认自己患病。他在白板上演示，自己和其他人的差别。研究结果显示，从初次表现出症状，到进行医学成像检查，平均时长是289天，而林彦峰只用了六周。从X光检查到最终的诊断，他用了七天时间，而普通人的平均时长是43天。
有学生提问，是什么拖延了进度?林彦峰转而问大家，自己确诊如此之快，有哪些原因?学生们陆续答道，人脉、医学知识、住在大城市、保险、经济基础、工作灵活允许请假。
“还包括会讲英语，我见过一项都不占的患者。能拥有上面这些，很大程度只能用幸运去解释。”林彦峰说。
并非人人都如此幸运，但大部分人跟林彦峰一样，在被确诊肺癌时就已经是晚期。“这和肺癌早期筛查策略有关。”被林彦峰请进课堂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肺癌筛查计划”负责人娜塔莉·路易说。她介绍，传统的肺癌筛查更多聚焦于50岁以上并且吸烟的人群，像林彦峰这样未满50岁且不抽烟的人，早期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不具典型性，也往往不是筛查的重点人群。
林彦峰的基因检测结果显示EGFR突变，这常见于亚裔、女性、非吸烟者。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医学肿瘤科主任希瑟·韦克利，也是林彦峰的肿瘤医生，在接受《斯坦福日报》采访时谈起她和林彦峰在去年一起策划的关于EGFR突变引起的肺癌的研究项目，“这种类型的突变影响了他和很大一部分没有吸烟史的亚洲人。”
她认为林彦峰公开自己的治疗经历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任何人都有可能患上癌症”，这也让人们能更关注癌症治疗。
作为一直致力于研究对亚裔人群影响突出的疾病的研究者之一，林彦峰自己现在也成了典型研究案例。之所以持续研究、关注亚裔群体健康情况，除了他在工作中接触了大量亚裔患者，更了解他们面临的医疗问题外，还有另一个渊源。
林彦峰说，很多药物的研究和临床试验都是基于西方人群，而亚洲人的身体对药物的代谢方式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药物反应。2018年，林彦峰曾给一位亚裔患者开过一种治疗痛风的常用药，这种叫嘌呤醇的药物让患者的皮肤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林彦峰从没处理过这种情况。“他人很好，没有责怪我。但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真正提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仅是针对在美国的亚洲人，而是占60%世界人口的亚洲人。”
那之后，他和同事创立了亚洲健康研究与教育中心，中心一直致力于亚裔人群的癌症风险研究。
与癌共生
治疗已融入生活中
从去年5月底开始，每隔三周，林彦峰要进行一次化疗。
四期癌症不可治愈，只能控制。他选择的治疗方案是化疗和口服靶向药奥西替尼双管齐下。一部分肺“塌陷”了，林彦峰常常感到气短。他的办公室在二楼，但他不得不坐电梯。化疗带来身体反应，也带来焦虑，“每次感觉和正常人一样了，快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就要进行下一次化疗，这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
伴随着治疗，持续十周的课程仍在继续。每周三下午，在穿过校园和走廊去往教室的路上，林彦峰有时不得不将思维从课程中短暂抽离，想想是否应该提前吃点东西——化疗后他常感到恶心反胃、食欲减退、喉咙酸痛、疲惫，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医生建议他少食多餐。
此外，癌症照料也成为这门课程中的重要一课。得知自己可能患癌时，他第一时间告知了准备去日本出差的妻子。“我取消了出差，他说当医生告诉他诊断结果时，希望我在旁边。”林彦峰的妻子说。
每周陪林彦峰去看医生的时候，妻子克莉丝汀·陈都会带上一个笔记本，想要记录下看诊的内容，但很多时候她发现自己根本听不懂那些复杂的医学术语。课程进行到第四周，妻子作为照护者来到课堂上分享。她说，作为与患者关系如此亲密的人，同时也是照护者，会承担很多情感上的压力，“我知道这不会是一个短期的事，但也一定要采取行动，带患者去接受治疗。”
“我说你不能再吃香肠和红肉了，你现在要吃素。他第一反应是你说啥?”克莉丝汀·陈说。全班大笑，林彦峰接道，“这不是我会吃的东西。”
玩笑背后是极尽琐碎的日常，他的妻子也曾有感到沮丧的时刻，一顿饭精心准备很久，尽可能搭配出健康又美味的样子，但很可能林彦峰的反应是，“我受不了这个味道”。“但你试过了，你最好以一种踏实的、着眼当前的心态去面对，会有走弯路的时候，但是不必担心，我们会熬过去的。”克莉丝汀·陈说道。
林彦峰和妻子有两个儿子，一个13岁，一个17岁。林彦峰选择对孩子们坦诚自己的病情，“每一步我们都跟他们讲发生了什么，他们非常支持我，一直想帮忙，也应对得很好。”
确诊之后，林彦峰对患者有了更深的理解——医生往往更关注检查、药物和治疗，但患者必须在治疗和日常生活中找到平衡。
确诊前，林彦峰每天工作的八小时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会议，最多时每半小时就会排一个会。确诊之后，为了治疗他不得不取消一些会议。但他仍没有长时间休息，他不想停下正在做的事情：授课、看诊、研究……他仍旧享受为病人看诊的过程，每周保持一定的看诊量，即便在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他也只让同事帮忙代了两周的课程。
“我日复一日地继续过好我的生活，也许这也意味着我今天所做的事情会在我身后延续。”林彦峰说。
记录生活
不论好坏人生仍有意义
几个月前，林彦峰的脑部核磁共振检查显示已经没有病灶了。2024年11月，课程进行到第八周，林彦峰的复查结果显示，治疗仍在起作用，肺部的结节缩小了，肝脏损伤也在变小，但骨骼的转移灶还在，结果不好评估。
林彦峰在课堂上说，“我心底有这种希望，某天魔法出现，然后所有的转移都消失了。”
课程结束前，林彦峰仍在坚持组合治疗。他把自己的靶向药盒带到课堂上，六个空瓶，一字排开。他说，每次从药店拿回一盒新药自己都会很开心，“说明这药还在起作用”。
维持日常给林彦峰带来一种确定性，但他也担忧着身体产生耐药性，或者现有的治疗方法失效。
课堂上，客座教授讲授了癌症不同周期的治疗方法和效果。有学生提问每种疗法的特点和前景，林彦峰也跟着问，治疗两年后产生耐药性怎么办?他开玩笑说，“我朋友有这种情况，我帮他问一下。”
教授没能给出确定的回答，“一个是发现EGFR背后的机制，精准跟进，一个是细胞为基础的免疫疗法，但这很难，还在开发”。这位教授谈到对未来的治疗方法的探索，“未来我们希望能控制免疫系统，让免疫系统起作用，主动和癌症抗争。”
现在，每三周一次的化疗仍在持续，但药量有所减轻。癌症并没有消失，林彦峰的肺部还有两个结节，肝脏和骨头里也还有癌细胞。他早已接受自己的病无法治愈，但也愿意相信，一年后或许就会有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
“我目前的抗争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我已经找到一种平衡。”林彦峰现在只参与可以更快看到研究成果的短期研究项目。“那些不知道几年后会有什么结果的项目，我尽量不接了。”
2024年12月4日这门课的最后一堂课结束，课程获得了4.96(满分5分)的学生评分。这是一个林彦峰从未听过的高分。这门课的助教之一LongshaLiu是一名医学生。他在接受《斯坦福医学》采访时说，这是“一生仅此一次的课程”。林彦峰的经历让他有种无助的感觉，“看着自己非常钦佩的人命运如此迅速地改变”。但他同样好奇，“这个人刚被诊断出癌症，他立刻想到的是什么呢?”正是这样抱有不同的好奇，许多学生在这十周里走进林彦峰的课堂。
这确实是一门仅此一次的课程。林彦峰说这门课只开一次，不会再开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把课程录下来，在网上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我没什么更多可说的了”。
第一堂课时，林彦峰曾坦诚地跟学生说：“我很可能死于肺癌，或者由它带来的其他疾病，在可能一年、两年或者五年之后，真的猜不到。”在某种程度上，“这节课就是我留给这个世界的信。”
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尝试新的事物。他想学画画，“虽然我画得很糟糕，完全算不上艺术家。”他知道可能有人会想，你都快走到生命尽头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似乎无关紧要的)事呢?但林彦峰说，这就是他作为“人”的部分，也是属于他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