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在伦敦市场认购中国太保GDR，又在8月参与了水滴公司D轮融资的瑞士再保险，却在近日清仓了新华保险。
5月24日，根据港交所信息显示，瑞士再保险在场内以29.2港元/股的均价，悉售约7785.78万股新华保险H股股份，清仓套现22.73亿港元。
遥想初入股时，瑞再表示，投资新华保险是因看好中国的高增长市场。此次清仓，瑞再仍称“长期看好中国市场，同时也期待与中国的合作伙伴们，包括新华保险进一步拓展我们的业务关系。”
那么，牵手七年，缘何在此时离去?或许也可以从新华保险近些年的高层“动荡”中找到一些答案。
瑞再持股七年半清仓
回首来看，瑞士再保险于2013年11月从苏黎世保险手中购买了约1.53亿股新华保险H股股份，相当于后者总股本的4.9%，总交易金额约38.21亿港元。
彼时，瑞士再保险集团负责人阐释投资新华保险时表示，“中国是全球第五大保险市场，但是保险渗透率还相对较低。投资新华保险使我们能够抓住中国市场中潜在增长。这一投资再次体现了瑞士再保险对高增长市场的承诺，以及我们向领先的保险公司投资的策略。”
入股之后，瑞再于2017年10月31日首次通过大宗交易以每股47.30港元的价格卖出7500万股，套现35.475亿港元。此次减持之后的一个月，新华保险H股股价上涨至52.858港元，但这也成为其历史高点。以目前新华保险H股不到30港元的股价来看，若没有2017年精准的高点减持，瑞再的投资收益也难言优秀。
据Wind数据估算，考虑入股后的历年分红(不考虑分红再投资等)，瑞再在对新华保险的投资中合计收回约62.6亿港元，除去入股成本后，七年多的时间，瑞再投资新华保险总共实现投资收益24.4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0亿元)。
瑞再研究院曾在2019年发布的sigma报告中预计，中国极有可能在2030年代中期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同时，近年来其也不断加码对中国市场的投入。
2020年6月，瑞士再保险作为基石投资者，参与认购在伦敦上市的中国太保2888.3409万份的GDR(全球存托凭证)，占其发行GDR总数(超额配售权行使前)的28.08%。目前，瑞士再保险已派高管人员入驻中国太保的董事会。
随后的8月，瑞士再保险与腾讯联合成为水滴公司D轮系列融资中的领投方，水滴公司上市前，瑞士再保险持股比例为5.7%。而水滴公司也是瑞士再保险在中国投资的首家保险科技公司。
从上述动作都可以看出，瑞士再保险已经将中国定位为“重要的战略市场”。既然如此看重中国市场，又缘何抛弃新华保险?或许与近些年，新华保险的多次换将有关。
七年四换董事长
在相伴的七年多时间里，瑞士再保险见证了新华保险四次更换董事长，多次调整公司发展战略。2013年入股时，时任新华保险董事长康典，正在推动公司价值转型，这位拥有银行、信托、券商等多元背景的掌舵人，却一改之前公司“广撒网”的策略，欲回归寿险轨道，并且“只做纯寿险，连财险都不做”。
但走“纯寿险”这条路显然并不容易，2013年新华保险经历了史上最为艰难的开门红，开年保费收入连续数月负增长。2015年更是直接丢掉了寿险前三甲之位。
2016年，继任者万峰在新华保险内部掀起了一股改革旋风。和康典相比，万峰的转型思路更加明确。按照万峰提出的五年规划，第一步是2016-2017年的转型期，将以期交和续期保费增量逐步替代趸交保费，初步建立期交和续期拉动业务发展的模式;第二步是2018-2020年的收获期，形成续期拉动发展的模式，着重发展长期期交业务，加大业务结构调整。
但在大砍银保渠道，彻底甩掉趸缴保费后，新华保险保费规模也大幅下滑。2016年，新华保险实现保费收入1125.6亿元，市场份额从2012年的9.8%缩减到了5.2%，行业排名下滑至第九。2017年，新华保险保费收入出现负增长，也是在这一年，瑞士再保险进行了第一次减持。
2019年初，转型计划行至中局，万峰因个人年龄原因辞去了新华保险一切职务离开。但针对万峰的“铁腕”改革举措，业内都给予了非常正面的评价，亦有同行评价万峰其人“是一个有趣的怪老先生，唐吉坷德式的人物”，“很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一套理论，有情怀、有些理想主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能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万峰曾在新华保险新年致辞中表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只是宏观环境多变，最终卷子得分几何，规模和经营的辩论题如何权衡，或许不同的人会打出不同的分数。
万峰离开后的七个月，新华保险董事长由黎宗剑代行，直到2019年8月，来自大股东中央汇金的刘浩凌“空降”新华保险就任董事长;同年，新华保险聘任李全为首席执行官、总裁，新华保险进入“刘李时代”。
上任伊始，新的领导班子便提出了“二次腾飞”的发展目标，为确保取得预期发展效果，新华保险提出了“期趸联动优势”的“打法”，将银保渠道作为“二次腾飞”的重要突破口。
然而，上任仅17个月的刘浩凌却在今年1月20日突然辞任董事长。接替者徐志斌依然是来自中央汇金的“空降兵”，但他却并没有保险业任职经历，其任职资格尚需银保监会核准。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杨泽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险企更换董事长的可能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还是大股东变动以及经营业绩或者利润未达到董事会的预期。”
“不考虑长期履职到年龄上限的情况，并除去由于新出现的健康等个人的因素，频繁变更主要领导一般不利企业发展，至少从事后看是不利的。因为企业的人事及战略很容易多变，造成组织结构、考评标准、文化等的不稳定性高，损害高管及一般员工形成长期行为导向，还影响外部合作的持续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向本报记者说道。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研究中心总监朱俊生告诉本报记者：“一般而言，如果在较短的时间内频繁更换董事长以及高管，其实不利于一个公司的战略延续性，因为一个战略或者一个转型措施提出来，还没有实施完就换人，新的人又有不同的想法。但好处在于求变，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思路，也有利于变革。”
不过，朱俊生也强调，一家公司大的发展战略的决定，应该是非常审慎的多方论证的结果，一旦确定下来，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作出微调没有问题，但总体的战略坚守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