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200张罚单、逾1.4亿元罚金，这是前三季度保险业监管交出的“成绩单”。截至2020年9月30日(以披露行政处罚决定的日期为准，下同)，银保监系统对保险公司和个人开出罚单数量和金额同比“双升”，罚金金额已与去年全年持平。在被罚主体中，财险公司较为突出，而保险机构在材料和业务上造假套利这一乱象，也已然成为罚单“重灾区”。分析人士指出，“监管之手”对违法违规乱象的刚性约束不断收紧，覆盖经营全链条已成常态。
保险业百万级罚单频出
今年以来，银保监会层面对保险机构开出罚单11张，地方银保监局及银保监分局披露罚单数量1100余张。其中，银保监会层面罚单涉及既包括中国人保、中国平安、中国太保等大型险企，也包括永诚财险、利安人寿、中华联合财险等中小型险企。
从罚金来看，今年以来月均罚金均突破千万，其中百万级罚单亦(包括针对同一案由的多张罚单)频频发出，财险公司占据绝对“主力”，包括人保财险、平安财险、中华联合财险等多家险企“中招”。
例如，平安财险因“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的保险费率;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和其他利益;虚列理赔费用”等，被广东银保监局处罚295万元，其中机构被罚152万元，相关责任人被罚143万元。此外，人保财险广州市分公司、湛江支公司、遵化支公司和中华联合财险广州中支、上海分公司也纷纷因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收到百万级罚单。
与财险公司相比，人身险公司的单张罚单金额相对较小，仅人保寿险一家获百万级罚单，案由为欺骗投保人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被银保监会消保局处罚338万元。
从罚单和罚金数据不难看出，尽管保险业一定程度受到疫情影响，但监管机构对保险业监管力度并未放松，反而加大了对保险机构违法违规现象处罚。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认为，高压监管是阶段性现象，不会也不应该一直维持。“之所以高压监管，是因为现在市场乱象比较严重，隐藏了较多风险，在强化防风险的特定阶段，严监管也就顺理成章了。”李文中分析称，未来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保险将更多依赖偿付能力监管，适度放松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监管，真正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穿透式、全链条监管齐上阵
从罚单内容来看，作为目前保险监管处罚的“熟面孔”，给予投保人合同约定外的利益，虚列费用，编制、提供虚假资料，财务数据不真实，未按规定经批准或备案的保险费率等是财产险市场和人身险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就保险中介市场而言，利用业务便利为其他机构或个人牟取不正当利益、未按规定办理执业登记、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的高管等问题同样较为严重。
例如，华海财险因车险业务虚列费用、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人员担任公司高管和违规销售投资型产品等行为被银保监会处罚金110万元，时任董事长被罚10万元并给予警告处分。柳州银保监分局下发的罚单显示，由于涉及存在虚列费用行为，柳州银保监分局对该公司处以40万元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保险机构予以罚款、警告等常规动作，伴随治理乱象力度的升级，停止接受新业务等更为强力的举措也频繁出现在保险机构罚单之中。中华财险上海分公司收到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海分公司存在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的保险条款、委托未取得合法资格的机构从事保险销售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罚款80万元、停止接受信用保证保险新业务2年的处罚。厦门市天地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因编制和提供虚假报告报表、妨碍依法监督检查，被责令停止接受全部新业务三年。
保险监管补短板提速信号持续释放
在近期印发的《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中，银保监会明确表示，力争通过三年时间初步构建起中国特色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机制。
银保监会公司治理部一级巡视员邓玉梅日前表示，在公司治理方面，银保监会下一步将不断创新监管的方式和手段，提升公司治理监管的能力和水平。持续开展对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的全面评估和专项整治工作，严格问责处罚，加强公开披露，推动问题整改。同时，加快弥补公司治理监管制度短板，将制定或修订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指引、大股东行为监管指引、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办法等重要公司治理监管规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机制，促进银行保险机构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表示，在目前的严监管背景下，扎紧、完善制度藩篱不仅有助于明晰行政权力，弥补监管短板，更有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促进监管权力的高效运行。
“事实上，监管威慑力绝不限于罚单，更是警示所有违规意图，近期的罚单和政策均体现出保险监管‘从严’与‘对症’并重的特点。”朱俊生表示，近年监管部门密集披露针对具体业务、机构治理、乱象整治的新规(含征求意见稿)、通知等，这也体现了监管将补短板重点放在空白盲点以及风险和问题较多的领域，从而加快建立防控长效机制。 (记者 向家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