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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气候变化,是“踩油门”,还是“踩刹车”?

人民政协网 | 2023-07-27 19:48:30

人民政协网7月25日电(记者 司晋丽)近来,关于各地高温的新闻,引发公众对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的关注。这当然不只是普通人的“体感”,联合国的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自然灾害数量增加了5倍,给人类造成的损失绝对值也成倍增加。

应对气候变化,无论从理念还是行动,都比以往显得迫切。

极端天气的主因是全球变暖,并非厄尔尼诺。地球上的温度趋暖,这是真正的背景所在


(资料图片)

记者: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公告,确认热带太平洋7年来首次形成厄尔尼诺条件。因此,公众不可避免地会将今夏的高温天气与之产生联系。您认为今年的高温与厄尔尼诺相关吗?

朱定真:厄尔尼诺是指出现了一个相对异常的现象,全球某一个关键海区温度偏高,造成大气环流的紊乱,但这种紊乱有一个滞后性,作用不会马上显现,它的影响是会滞后的,至少现在的高温天气还不能马上和厄尔尼诺产生联系。我们现在还在预测厄尔尼诺是中等强度、中等偏强还是强度,不同强度带来的影响级别也不一样。持续高温天气真正的大背景是全球变暖。全球变暖的趋势一直在持续,地球上的温度一年比一年更暖,这是真正的背景所在。我们过去在研究气候变化的时候就有一种推论:因为气候变暖,全球极端事件的频率强度会增加,事实证明了这个推论的正确性。

记者:中国气象局近期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显示,2015~2022年是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8个年份,极端强降水事件也增多了。

朱定真:极端气候不仅包括暖事件,也包括冷事件。例如,极地的环流紊乱了,可能极地的冷空气在不同的季节会南下造成一些冷事件。我国降雨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降雨天数少了,那就说明降雨的强度增加了,一次降雨就可能达到特大暴雨,可能引发洪涝等自然灾害。

记者:公众都想知道气象预报中的温度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就拿今年北京来说,预报温度最高达到40摄氏度,但大家的体感温度却还要高一些,所以难免会对气象预报的精准度产生怀疑。

朱定真:有些公众认为,气象部门有意不报高温,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对预报是有考核的,即使是出现±1度的偏差,都要扣分的。那么怎么解释公众的感觉有偏差呢?因为我们报的温度是百叶箱温度,而不是地面温度。这也是世界气象组织的统一测量标准,各国都要遵守,所有的气象台用的温度一定是观测场内的百叶箱中的温度计温度。这个观测场的要求是平坦的地面(50米×50米),周边没有明显的水体高楼遮挡。百叶箱不能受近地层温度的影响,要离地1.5米、避阳避光又通风,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在一个阴凉环境里面测量的。它的温度和直接在太阳光下、柏油马路上或者绿地上进行测量的温度都是有差别的,如果气象预报报到40摄氏度了,那么太阳下肯定远远不止40度。

记者:怎么才能确保各地都使用国际统一测量标准?

朱定真:当全球某地报出了一个极高或者极低的温度以后,世界气象组织会派专家到当地去校准观测环境的仪器是不是准确,流程是不是符合国际标准。如果不是,那么这个记录作废,必须是按照标准的记录才能载入史册。所以温度测量是很科学,没有半点马虎。我们的温度计都得校验的,一段时间就得校准一次,就像血压计一样。

我们现有的抗灾能力,能不能适应未来气候变化?

记者: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极端天气频发会造成哪些不利影响?

朱定真:中国跨越的纬度带多,包含的气候类型多,同样自然灾害的种类也非常多,大致可分成5大类,35种主要灾害。自然灾害多、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就是中国的一个国情。假设气候继续以这种趋势变化下去,相比几十年前,以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发展规模、经济活动来说,同等灾害造成的损失的绝对值要大许多。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的设防阈值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标准。

记者:这听起来令人担心。用过去的防御标准,能应对未来的风险吗?

朱定真:一些干旱地区出现降水增多趋势,也意味着当地将会面临目前公共基础设施承载不了的自然灾害。例如,在西北一些地方,降水20毫米就可能造成道路冲毁,河道垮塌。特别是在黄土高原一带,很多的村落建在黄土上,我们想象假如西北部降雨量增加,土壤里水的饱和度也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现在一些农家乐都有漂流项目,假如气候变了,这些地区的上游或者当地降水强烈,洪水严重的话,现在的设施是不是能经受住考验?这些都需要未雨绸缪,做好规划。

记者:眼下已经进入汛期,一些地方在防汛排涝的同时,也提出蓄水,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朱定真:从战略上讲,通过技术创新做好蓄水工程,对于应对水资源风险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措施。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水,一方面必须要应对洪涝灾害,另一方面,人口膨胀、用水量增加、气候变暖带来的蒸发量增加等诸多因素,导致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我国的气候特征和同纬度的欧洲不同,欧洲雨量相对平均,但我国是单峰型的降水。过去,在4-9月的汛期里,我们通过修堤坝将水排掉;到了秋冬季,又面临缺水的状况。所以,在泄洪的同时设法蓄水,是值得提倡的。

记者:总体上看,怎样评价我国防范自然灾害的水平?

朱定真:我国的防灾策略是在经验教训中不断摸索,随着科技进步,在科学认识中不断加深的。过去,大家常说“战台风”“抗台风”。现在,我们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变成了“防台风”。我们的策略很清楚,是政府主导、预警先行、部门配合、公众响应,一到防御之时,整个体系就运转起来。现在很多发达国家也开始效仿我们的做法。这里面当然涉及跨领域的信息交流与合作。气象预报要预报得早、报得准,还要提醒相关部门和公众怎样进行防范,以使每一个过程的风险降到最低。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叠加做预警,这应该是一个新的方向。

面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国家应及时调整战略,重新摸底农业气候区划

记者:农业是最典型的靠天吃饭的行业,怎样看待全球变暖对农业的影响?

朱定真:气候带会随着全球变暖发生摆动。比如说,南面的气候带会向北挪,是否还适合生产原有的粮食、经济作物?这就有可能带来粮食生产布局的调整。实际上现在很多事实已经出现了。例如南方双季稻区可种植北界向北推移、香蕉可以种到更北的地区。只是大家还没有统筹评估过,如果再往下推三五十年的话,会怎么样?还要考虑将来在高温、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下,种质资源是否能适应既有环境;以及南方的病虫害北移、外来物种入侵路线变化的措施是否要调整。

记者: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强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研究开展新一轮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农业气候区划工作。这也是过去五年中,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多次呼吁的问题。

朱定真:对。上一次全国农业气候区划工作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40余年过去了,有必要重新摸底,将现在气候变化的事实和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结合起来考虑,调整国家战略。

记者:您刚才说到气候对种质资源和病虫害的影响,气象部门和农业部门有没有开展合作进行研究?

朱定真:据我所知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例如,农业部门有意识地在高浓度温室气体的情况下培育一些种子,保持它的养分、产量。还有一个典型,是高标准农田。去年,很多地区出现了干旱等极端天气,但是对农作物的产量影响没有以前大,就是因为高标准农田提高了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一些农林业的专家告诉我,因为有害物种的入侵,我国每年要损失几百亿元。那么,气候带一变化,它的适宜地区和迁移路线也变了,如果到时再去应对,恐怕措手不及。因此,可能需要建立一些国家级的团队,作为基础性的前沿性的战略研究去立项研究。

面对红色预警,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尽快“踩刹车”,早日实现“双碳”目标

记者:全球变暖这个说法是何时出现,又是在什么时候成为定论的?

朱定真:20世纪60年代竺可桢先生就提出气候在变暖、未来的全球危机有可能体现在气候方面的观点。几十年前,美国的一份报告也提出,未来气候变化的风险比战争还要严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每5—7年会出一份气候评估报告,到现在已经到第六份了。我们可以看看每次报告表述的演变过程:气候可能要变暖——气候好像真的要变暖——气候真的变暖了——人类活动的因素可能在里面有作用——人的因素真的有作用——有90%多的把握,人的因素起了作用。科学气候定义一定要有一个“30年平均”。如果说30年平均看上去还在这么走,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事实、一个趋势。现在IPCC全球科学家的共识、从全球科学家的上万篇文章文献的结论得出的主流意见,就是全球在变暖。

记者:所以减少碳排放、呵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

朱定真:我们通过几个经典的曲线得出结论,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加速现代气候变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温室气体排放里面人为的因素就很多了,所以要由人类来减缓它。因此,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实际上是全球的意愿。如果哪一个国家不采取措施,都会影响其他国家。

记者:WMO的公报里说,2023年可能会是一个暖年,但是2024年可能是一个最暖年。未来五年中至少有一年能够达到我们预警的温度,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革命前高1.5摄氏度。达到预警温度,意味着什么?

朱定真:在去年举行的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7次缔约方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现在我们是踩着油门在冲向气候危机。”他呼吁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携手应对,共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落实《巴黎协定》中“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摄氏度之内”的目标。所以面对红色预警,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踩刹车,早日实现“双碳”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国家提出的理念,全球要一起来做,因为这是大家共同的义务。

记者:中国承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时间紧任务重。现代经济社会已经如此发达,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多有变化,要再回到低排放状态,压力可想而知。

朱定真:在10年前、20年前,公众还很难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几乎没有人不认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实现“双碳”目标,压力是巨大的。社会发展不可能退回到原始社会,我们只能依赖技术进步让排放量逐渐达到一个峰值就开始下降。所谓的零排放做不到,只能说排放吸收、消化或者封存,能够达到一个零的平衡。当然这个过程不能是粗放的,它一定是要靠科技创新,要考虑到整个温室气体排放的全链条。例如,我使用一个节能产品,就要算一下在它的生产过程中,排放量是不是在节能产品使用过程中能抵消。如果抵消不了,它未必是一个完全的节能产品。

记者:尽管过程艰辛,但中国作为《巴黎协定》的重要缔约方之一,仍在积极推动共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知行合一,“中国方案”有目共睹。

朱定真:从高排放向低排放转变,经济社会发展都会受到影响,但长久来看,这个过程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去做一些革新,去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去做一些未雨绸缪的准备,有助于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占取主动的地位,所以不是别人逼着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现在我国已经取得一些世界领先的成果,例如,碳减排成效显著;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风电、光伏装机稳居世界第一;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这“新三样”在今年的外贸中也有很抢眼的表现。选择清洁能源、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全球共识。当在转型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发明创造以后,未来的发展前景就更广阔了,而且这是一种绿色的、可持续的发展。我们还要尽量地扩大话语权,在国际上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成功经验或者中国案例推广出去。我觉得中国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责任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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