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至今，全球GDP增速下降到了2.5%，但是货币增速依然维持到6.3%的高位。全球货币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放水”时代。
“目前全球的货币政策进入了‘无人区’，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零利率、负利率的状况，在这种‘无人区’中需要格外小心。”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举办的CMF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上，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表示。
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看来，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是“三低两高”：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政府债务、高收入分配失衡。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全球没有经过真正重要的、痛苦的调整，仅靠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度过了当时的困局，因此，留下了“病根”。
“现在货币政策面临的核心主题，就是政策空间在大幅度收窄，虽然我们用新政策工具打开了一部分政策空间，但是未来仍会持续受制于低利率时代，未来怎样拓展新的政策空间，未雨绸缪，值得注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泽表示。
当前，受到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风险在加大，对货币政策的需求也会进一步提升。专家提醒，应更加关注货币政策传导背后的微观基础，警惕对传统货币政策造成冲击。
0利率下的中国对策
“过去2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10年期国债的市场利率基本上呈现了长期下降趋势。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潜在的产出和利率大幅度下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实际上降息没有空间，因为目前利率已经接近0点。如果自然利率进一步下行，导致的结果是政策空间可能进一步不足。”于泽表示。
在于泽看来，未来如何进一步打开和修正中国货币政策，这是一个问题。
据了解，我国货币政策在实践上有很多做法与西方所推崇的原则略有不同，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货币政策实践，而是要将货币政策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比如，我国更加强调要实施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加强预判，做好预调、微调。
“我国在各种利率期限上都设定了目标，而不是单纯依靠市场来形成收益率曲线。同时，我国还有大量的结构性贷款政策。这些做法与欧美国家有所不同，中国的利率体系复杂程度也远超欧美国家。这些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最优货币政策原则的。”于泽表示。
经济结构方面，欧美国家潜在产出比较稳定，但是我国潜在产出波动性较高，这源于长期潜在产出的持久冲击，因此根据货币政策最优原则，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是保持定力，不应该大水漫灌。
制度特征方面，我们之所以在各个期限上都设定利率目标，主要是考虑到了市场分割问题，也是我国保持金融稳定的重要一步。
“在常态和非常态问题方面，中国确实和西方当前的‘非常态’货币环境尚存一段距离，中国还处在正利率的区间，但是客观上讲应当强调中庸或者强调一个度的把握，在面临深水区的时候，适当地未雨绸缪，进行比较节制的政策调控还是必要的。”伍戈表示。
事实上，过去10年的全球新货币政策显示，预期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引导预期的前瞻指引也至关重要。
对中国来说，引导预期已经驾轻就熟。政策方面，一方面盯住价格水平策略，防范极端化的通货膨胀;一方面盯住名义GDP，严控价格与产出，同时，在通货膨胀目标下盯住资产价格。
在于泽看来，这些新的货币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在短期利率逼近有效下线的同时，打开政策空间，总体利率是保持短期利率，改善长期利率，通过长期利率的引导打开政策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政策仍将可能面临挑战，比如如何进一步化解市场分割，提高利率传导机制;如何在长期规划下，实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稳定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等相互协调;如何进一步做好货币政策沟通，稳定市场参与者预期等。
“未来，还需要在新的发展格局下，进一步理顺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和机制。”于泽表示。
防范对货币政策的冲击
在伍戈看来，现在全球的货币政策进入了“无人区”，这是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的新情况。从短期来看，这样一种制度性的变化，对今年以来的全球的再通胀的预期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支撑，比如美债的十年期收益率出现了火箭式的攀升。
“我们对货币政策的范式转换还是要比较谨慎，要考虑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是否真正失效了。同时我们在关注CPI、经济波动等传统货币政策需要关注的因素之外，也要关注资产价格、收入分配等因素。”张明表示。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货币政策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辅助角色，我国更多依靠的是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扩张来刺激经济。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存在警惕。
但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看来，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大的得益者是中低收入群体，这个群体在经济周期面前是最脆弱的，最容易找不到工作，最容易降薪，收入最容易下降。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缓解经济过度下行压力，让经济保持稳定运行，在实现通胀目标、就业目标，帮助低收入群体改善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现在有一个担心是资产价格金融不稳定，但是不要看到资产价格上涨就认为是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上涨不等同于资产价格泡沫。退一步讲，假定存在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当局也不是看到资产价格泡沫就一定要捅破，我们应基于事实，在事后总结改善，而不要对宽松货币政策扣那么多帽子。”张斌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指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传导机制、经济反应息息相关，如果这两个判断和现实不相吻合，可能会造成负货币政策的误读。因此，判断货币理论或者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还需要关注微观基础。
“传统的货币理论对微观基础关注不够，微观基础的变化可能不会导致所谓的货币理论本身失效，而是基于传统的对微观基础的判断，用一个传统的理论对微观基础做出判断觉得它是失效的，但是如果引入新的对微观基础的判断可能结果就不一样。所以，要关注货币政策传导背后的微观基础，这可能会更加接近真实的世界。”杨瑞龙表示。
“我们有多种目标、多种工具、多种举措，这恰恰是最优的一种匹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在他看来，现在这个大时代不仅仅使宏观经济学的前提发生了变化，也使它的传递参数，甚至是基本框架发生了变化。
“目前对于是不是会面临超级通货膨胀，是不是要在政策上进行全面的回收，是不是要在政策框架下有根本性的改变，都应该根据新的典型事实、新的实践操作思考清楚。”刘元春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