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都在悄然发生变化。
一方面，世界经济进入到下行通道，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开始抬头;另一方面，我国新增了“碳达峰、碳中和”的“3060”目标，“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中都有关于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硬性指标，这势必会对我国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经过40年的改革高速发展进入到新时代，到了一个大转折、大转型、大调整的时候。双循环与国际化不仅仅是疫情的原因，而是未来长期战略的抉择。碳达峰与碳中和则是我国新的发展目标，因此，要整合各种资源，加速绿色、智能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有效推动新格局的构建和发展。”7月2日，在雁栖湖研究院、中制智库联合主办，阿拉丁控股集团旗下阿拉丁文化传媒集团承办的第三届雁栖湖论坛上，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央企业智库联盟创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彭建国表示。
中国地大物博，国土辽阔，东中西发展不平衡，循环余地很大，经济韧性很强，而且国民经济体系、工业体系都非常完备。
彭建国建议，未来，要坚持绿色化和智能化两个方向，依靠改革和创新两大动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通过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提升企业内生动力，通过国有+民营混改，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整合各种资源，加速绿色、智能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有效推动新格局的构建和发展。
建立双循环优势
“当前，国际形势十分严峻，经济、政治等因素对我国出口产生一定影响，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立足国内，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以国内循环的优势促进国际双循环。”彭建国表示。
据了解，早在2008年，我国就开始刺激内需，也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2001年，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曾达到67%，到2020年对外依存度降至32%，为我国当前的双循环做好了基础。
“在双循环中，我国的产业转型至关重要，需要引入一种机制，使得高科技能够有效的变成主导产业，但这个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这需要金融发挥保障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表示。
在他看来，科技推动新产业需要新的金融业态进入，但传统金融业态很难完成一个国家产业快速有效力的升级换代，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现代金融体系。
“要加快资本市场多领域改革，改善国内上市公司结构，让高科技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要建立现代金融体制，形成多元性金融业态，确保有效资本流入高科技领域，规避传统金融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发展金融科技，重构金融运行秩序;发挥金融的作用，能够有效推进对外开放和科技引领，实现高质量发展。”吴晓求表示。
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原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看来，在呼吁加快金融改革与创新的同时，还应该加快国企改革与创新。
在他看来，在市场经济中资金的配置是个动态的市场过程。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全社会资金已经基本自由流通的情况下，要实现有效的资金配置，企业特别是规模大的国有企业是主体，其活动原则必须坚持市场准则;作为第三方金融服务机构，要坚持穿透管理的金融创新原则，使金融市场持续不断发展，保持活动的动力。
“特别是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下，需要百万亿级的投资，这是个好多年的过程，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因此，新的改革至关重要。”夏斌表示。
双碳新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正式确立“3060”目标之后，我国的经济方向就进一步向低碳倾斜。
当前，中国碳排放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都处在上升的通道过程中，因此，我国的时间紧、任务重。
“但跟过去西方国家相比，现在面临的绿能技术进步得多。比如在过去十年里，光伏发电，因为材料价格、转换率的提高，每度电的成本下降了90%，这样的成本下降速度，使得未来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绿能替代，用绿色能源替代目前的化石能源的速度方面，或许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快一些。”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表示。
当前，中国减碳的难题，正是未来的机遇所在。比如，由于中国的能效比发达国家低，因此未来的方向之一是把这个差距弥补，碳排放或将下降20%以上。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力推进节能技术的创新，工业节能、交通节能、数字节能、生活节能等，也能够加大节能力度，加快绿能替代，推进全社会绿电电气化和电动化，倒推双碳目标的实现。
同时，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社区、乡村和建筑，加大植树造林和森林碳汇建设。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是环保和碳减排，要建立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气，逐渐替代化石能源，就要构建系统的激励体系，推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此外，还应该在绿色基础上大范围推进全社会电气化、电动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对化石能源，特别是对海外化石能源的依赖，在这个领域也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能源格局，这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都有重大贡献。
在徐林看来，一个容易忽略的点在于，城市乡村的规划和建设应该用碳中和的理念进行，比如城市的建筑使用节能建筑，光伏发电、储能技术进一步提高，分布式能源就可以大面积推行。
“还要建立一种机制，使得这样一种生态建设的投资行为获利，让不同产业领域愿意对此进行创新。当前，中国已经在投入力量，而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一个制造业的项目如果能进行智能化、数字化的改造，基本上可以产生20%到30%左右的节能效益，这种节能效益就是碳减排效益。所以未来整个产业领域都面临生态文明的创新，包括绿色低碳技术、数字智能化改造。”徐林表示。
他建议，未来，应明确激励目标，激励节能，激励绿能，激励碳汇建设，激励创新;全面实碳排放额度控制和分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碳交易机制;强化绿色金融和碳金融的服务，激励更多的绿色影响力投资，提高绿色低碳领域直接融资的比例;完善、修改先行的一些政策制度，使得现行的制度和政策对碳减排产生正向性、一致性的激励;建立碳减排的评估体系;构建全球化的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