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按照下一步的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要促进共同富裕。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教授、中国扶贫研究院的院长汪三贵表示，尽管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了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的解决仍是长期问题，特别是怎样防范贫困人口返贫，仍然任重道远。
“当前，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仍存在贫困问题，美国现在还有4000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12%;英国的贫困人口1000万左右，按人口比例看有15%。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从长远来看，未来的减贫就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汪三贵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发现，尽管我国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证明贫困地区在多业态的生态化发展上是具有优势的，但以往的制度体系中，不少政策体系更有利于粗放的数量型增长，而不利于质量效益型增长。
“比如，农村中的相对贫困在于，大量的空间生态资源因其整体性而具有非标性，难以被现代市场经济推入货币化或者资本化。因此，农民只能在一般的资源性生产中获得相对较低的收入，但他必须支付的现金开支是水涨船高的，特别是因病致贫、因学致贫，这是因为教育、医疗收入飞快上涨，远远高于其他方面的开支。”温铁军表示。
因此，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推进生态文明领域中的深化改革，带动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的有机整合，且带动生态化的发展转型。
相对贫困仍是难点所在
我国脱贫攻坚全面胜利，意味着历史性的消除了绝对贫困。绝对贫困代表着人的吃、穿、住、安全饮水、基本的教育和医疗等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不过，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等于消除了一切形式的贫困。
汪三贵认为，当前，应该制定相对贫困标准的原则，同时，为了实现国家反贫困目标，要建立长效机制，并且明确提出要健全“幼有所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更多的人口进入城镇，所以未来城市的相对贫困问题也需要统筹考虑。
“我国刚刚迈过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门槛，接下来，巩固成果，防止返贫复贫，仍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在思想上、在行动上、在政策上能够把巩固扶贫成果和继续深入开展减贫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表示。
在毛振华看来，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战的后续工程，现在，怎样抓乡村振兴工作是现在值得研究的问题。国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但目前仍缺乏比较系统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指导。
“乡村振兴工作是一个长效机制，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多方合力。农产品价格不高，因此，要以产业和就业为基础，否则难以保持。”毛振华表示。
一个困难在于，乡村搞产业困难较大，毛振华建议，应该将县城作为发展产业的中心。县城有比乡镇更好的条件、环境、自主能力、产业需求和产业供给、人才等，是新型城镇化建设非常重要的发力点。
以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看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我国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打通低收入人口上升通道，防止阶层固化的一个重大举措。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它能够以更大的比例传递到农村低收入人口，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阶段，要让农村低收入人口更大比例的获益，低保的覆盖范围和政策工具的调整;同时，要通过乡村振兴让农村低收入人口能够更大比例获益，要认真总结和吸取脱贫攻坚期间的一些做法;此外，相当一部分脱贫户的收入结构对政策性转移支付的依存度偏高，这都是难点所在。”叶兴庆表示。
比如扶贫产业，产业扶贫的市场化程度应该比较高，应该由受扶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在不少地方，地方政府和帮扶单位对扶贫产业包办比较多，一些地方不但无法通过消费扶贫来解决产品销路问题，也缺乏本土经营人才，当扶贫产业在脱贫攻坚之后，无法顺利移交给当地，。
在叶兴庆看来，要通过推进乡村振兴，使低收入人口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步伐，就要去着力提高他们的内生性。比如在产业帮扶方面，尽快明确外部帮扶单位的职责边界，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引导脱贫地区充分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可持续的资本发展能力。
对低收入户要分类指导和帮扶，通过培训、市场和资金解决有劳动能力但是没有技能的问题，通过社会保障程度解决没有劳动能力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振兴从国家层面要解决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问题。但是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内部差距也是很大的。对此，重庆提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浙江提出通过数字化瞄准农村的低收入人口。
“要让农村底部的那些人，低收入人口在这一轮乡村振兴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扶持，能够分享到更大比例的乡村振兴红利，这样才能够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叶兴庆表示。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看来，无论从资金投入或者社会保障，以及城市和农村和区域脱贫地区和其他地区在政策方面，还需要国家政策倾斜和优先，这样才能为乡村振兴和缓解相对贫困打好基础。
“我们绿色生态产品价值等方面的政策已经出台，这在贫困地区和脱贫地区更有优势，也有潜力，只要政策包括绿色资源、生态资源的产品价值资产化、资本化、市场化，能够进行一些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绿色生态资源的资产价值就可以通过评估、抵押、交易、证券化和资本化得到很好的体现。由以前的绿色生态脱贫到绿色帮扶，到未来绿色振兴，这也契合未来五大振兴之一的生态振兴。”张琦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