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海风拂过南中国的岸头，历史的沧桑就如沙滩上的脚印，被时间的浪花模糊了痕迹。直到有识之士在这片海岸重新捡拾起华夏文明之光，有“六百年大雅乡”之城的广东汕尾市城区捷胜镇，才再一次迎来了世人的瞩目。
捷胜镇位于汕尾市城区东南侧，作为兼具6000年史前文化史与600年建城史的文化古镇，其地域内存在着远近闻名的古遗迹。包含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沙坑北遗址、东坑中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三角尾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沙坑南遗址、东坑南遗址、牛肚一遗址、牛肚二遗址，青铜器时代的东坑北遗址、沙坑中遗址等，以及唐宋时期的部分村落遗址。
在沙坑文化遗址被发现之前，国际学界坚持“南中国无石器”的论断。直至沙坑遗址群中陶器、石器、骨器、青铜器、玉器等文物的出土，才打破了这一论断，让沙坑文化被公认为与仰韶文化同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际考古组织、外籍汕尾传教士多次到沙坑一带进行考察。1934年，经香港到汕尾的爱尔兰籍考古学家、神父芬戴礼与意大利籍神父麦兆良，发现当地出土的文物陶片，与香港南丫岛出土的相类似，自此二人携手在捷胜展开了一场考古行动，发现颇丰。芬戴礼于1936年去世后，麦兆良便独自进行考古调查，连续十几年锲而不舍致力于包括捷胜在内的粤东史前文化研究工作。
(图1：芬戴礼、麦兆良神父对沙坑遗址的考古调查离不开当地村民的引路和帮助，图为两位神父与村民的合影。)
麦兆良极具语言天赋，在汕尾居住一段时间后便学会讲汕尾话，易于同当地人交流沟通，故他收集的文物极其丰富。这批文物中，有沙坑北遗址的彩绘圈足盘和敞口罐、东坑南遗址出土的流带把壶、沙角尾遗址出土的矮图足陶罐及大量的石器、陶器、陶碎片等。在此期间，麦兆良连续发表考古研究文章，他把沙坑北、沙坑南、东坑南、沙角尾等地的考古发现，以“沙坑文化”这一概念首次见之于科学论著，至此，沙坑文化遗址概念正式建立。
(图2：麦兆良神父常常与助手一起游走在捷胜中，他身穿黑色道袍，满腮的黑胡子，头戴一顶黑帽，样子特别显眼。)
1942年，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杨承志为抢救汕尾史前文物，来到捷胜沿海进行考古研究。新中国成立前，民族学家顾颉符也来到捷胜、遮浪考古。据他们的考证，沙坑出土器物的用料、制作方法、造型和纹饰，具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特征，证明这是一个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从而推翻了西方关于“南中国没有新石器文化”的历史定论。同年，杨成志与麦兆良交涉，在文物中挑选了8大箱运送往中山大学去，可惜受战乱影响，大部分在途中丢失，只有一部分成功运抵中山大学。麦兆良则将剩余文物带到香港，如今仍保存在香港历史博物馆。
(图3：麦兆良在沙坑北发现的有彩绘及刻划波浪纹、镂孔等装饰的圈足陶盘，他认为，有圈足的供奉盘是祭祀之用具。)
2022年，随着壬寅虎年春天的来临，汕尾市城区捷胜镇沙坑古遗址全域考古调查按下了全面启动键。本次考古调查计划历时四个月左右，是迄今为止，针对沙坑古遗址展开的最大规模、最具深度的考古调查。这次考古调查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南方科技大学组织实施，由南科大讲席教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殷墟考古队队长、国际古物古迹理事会(ICOMOS)专家、著名考古学家唐际根担任领队，将从一个更全面的视野对沙坑古遗址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调查考证，旨在接续南中国史前史链条，完善南中国古文化序列及文化基因图谱。
(图4：国际古物古迹理事会(ICOMOS)专家、著名考古学家 唐际根)
唐际根曾多次主持国家级重大考古项目，他还接受国际古物古迹理事会的委托，多次赴海外为世界各地的重要古迹参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专业评估。2021年11月，唐际根曾到沙坑古遗址考察，经过对出土文物标本的梳理之后，唐际根指出，埋藏在捷胜的地下古遗址极为重要，是研究我国华南沿海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捷胜是最早发现距今 6000—7000年前华南沿海史前文物的地方，沙坑南遗址或为晚商—西周时期 (距今3300—2800年间)我国南部沿海的一处“区域中心聚落”，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另一个重要现象是，沙坑南的文物标本中，折沿绳纹釜数量极大，或反映3000年前捷胜一带的本土文化已经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对于理解我国古文化“多元一体”具有重要意义。唐际根还指出，捷胜的古遗址还反映出当地“居民点”有由高向低搬移的现象，例如沙坑北地势相对较高，而沙坑南相对较低，这对于研究我国南部沿海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信息，他同时建议，将捷胜史前文化纳入“南岛语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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